“我很高兴，”他简短地答道，“可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曾告诉过您，我们
是有规定的，凡是来找我们的人，都必须服从规定。而这些规定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
有些人就拒绝在我们中心生活。”
“什么规定？”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在这个词的极限意义上。您明白吗，是极限意义上的。”
“我不明白，”我摇摇头，“大家全都一块儿睡觉，这是怎么的？”
“那就太简单，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大家全都相爱、相互信任、相互关心，任
何人都不得对他人作恶。至于谁跟谁睡觉的事，则本着自愿原则。但我们客户相互之间
并不缔结婚约。这是一条法则。”
“为什么？”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如果两人在你们中心相识并结了婚，这又
有什么不好呢？”
“您如来了我们这儿，您就会明白的。现在讨论这个没有意义。现在我只能告诉你，
在客户之间履行结婚手续会使我们的经济关系复杂化。而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办的一件
事。”
卢托夫不吭声了，我紧张地期待着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马上就该说出最要紧的话
了。难道危机中心的客户应予遵守的某种规则，对我来说，居然会是不可接受的，以致
使我不得不放弃想要活下来的最后一线希望吗？不！无论卢托夫说什么，我全都答应。
这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只能通向死亡或是贫穷，
或是与母亲一起生活这样一种无时不在的噩梦。
“我们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必须带上他所有的家产。这家产将成为中心的财产。
换句话说，它将属于所有人，因为中心就是靠这些资金养活客户，发展和创办企业、分
公司，出版报纸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财产。假如我和维卡分割这些财产就能活命的话，我就不会
坐在这儿了。问题的全部症结恰恰在于我不能剥夺妻子的任何东西，除了衣服和化妆品
以外，无论在哪儿，哪怕是在中心里，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们，最少得带多少财产？”我绝望地问道。
卢托夫轻松地笑了，从茶几上的瓶子里给我倒了些矿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就什么也不带好了。
我们不拒绝任何人。我们不把自己的客户分成富人和穷人，问题的实质，亚历山大·尤
里耶维奇，并不在于谁给我们带来多少，而在于当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他能赚多少。
从您加入我们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关系应当从所有种类活动中赋与你的
一切，都将成为公共财产。中心将为所有客户提供丰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条件，
体面的、用于购买衣物及个人用品的现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样一份，而不是看他实际
上能挣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于发展。”
“您是不是说，挣钱少的人，是靠挣钱多的人养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这不是一种自产自销的共产集体主义么？剥夺和剥削那些善
于经营的人，而养活那些什么都不会做也不想做的人。我们这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已经
经历过这个了，不是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证实，这不会引出任何好的结果来么。我们为
什么还要重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想说的是，那些挣钱多的人，要和那些挣钱少的人一块儿分产。”卢托夫温柔
地纠正我说，“任何经济正常的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有钱公民向国
库交纳高额税金，而国库就是从这些钱里，向领退休金者和穷人分发社会救济金的。这
很正确，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这样一来有钱人照样有钱呀，”我反驳道，“他们即使是在交纳税金之
后，也照住阔气的大房子，乘贵重的汽车，而穷人即使得了救济金也照样贫穷，只是能
使他们免于被饿死罢了。而您却想把他们拉平。我不认为这样做公平。”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你可曾想过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需要心理
学家和病态心理学家的帮助呢？我指的是这儿——即俄国。有一位伟大的智者说过，让
所有人在财产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时刻把所有人拥有的一切全部剥夺，
然后重新分给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后又会怎么样？有人可使自己的财富增值，他们善
于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则把它挥霍掉了，吃光卖尽了。于是，完了，大家又不平
等了。一个人将会以怎样的精神忍受这种不平等，这取决于教养，而非取决于别的。由
于我国在数十年当中好像并未有过什么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过应有的调教。
人们还不习惯于这种想法，即近邻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别是正常的。正常在此所
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广泛流行、十分自然。这令人很恼火，他们无法与这种
现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么会这样？——使他们发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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