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阿黛尔。也许只是说气话吧。我还遇到了一个女人，我可能会对她感兴趣的。她已经结婚了。"我说着笑了，"我从来没有跟什么已婚女人有过瓜葛，所以她对我是绝对安全的。她再安全不过了。我想我是在倒退了。"
"你想听我就此事给你个意见吗，亚历克斯?嗯，我不能给你什么意见。不过你自己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正在调查一宗非常糟糕的凶杀案。事实上，是两宗。我刚刚停止调查另一宗特别让我烦恼的。我想我可以自个儿解决那个问题。不过，你知道，很可笑。我怀疑我仍然想取悦于我的妈妈和爸爸，却做不到。我克服不了被遗弃的感觉。不能理性地看待它。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父母都死于一种致命的悲哀，而我的兄弟们和我就是他们悲哀的部分原因。我很害怕我自己也有这种悲哀。我想我妈妈和爸爸可能和我一样聪明，而他们也必定因此而受尽了折磨。"我妈妈和爸爸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在北卡罗来纳了。我爸爸是酗酒而死的，我一直没有真正把它忘怀。我妈妈比我爸爸早一年死于肺癌。我九岁的时候，奶奶收养了我。
"你觉得悲哀可能在基因里面，是会遗传的吧，亚历克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看这事。你看过《纽约人》上面关于双胞胎的文章吗?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基因理论。那种暗示真叫干我们这一行的恐慌。
"是作侦探的吗?"我问她。
阿黛尔对我的小玩笑未予评论。
"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你不用道歉。你知道当你把愤怒发泄出来了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
她大笑起来。我喜欢和她谈话，因为我们的谈话可以像那样跳跃，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严肃正经，一会儿滑稽可笑，一会儿吐真言，一会儿说谎话，就是把所有困扰我的事情全都讲出来。阿黛尔·菲纳丽比我小三岁，但她比她这个年纪的人要聪明，也许也比我这个年纪的人要聪明。跟她见个面，聊一聊，比在我家阳台上弹布鲁斯还要好。
我又谈了一些，让自己痛痛快快地说个够，让自己的心灵自由舒展，感觉非常之好。一生中能有一个人你可以对他无所不谈，真是太好了。没有这么个人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这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个人。"我告诉阿黛尔，"玛丽亚被杀害了。我伤心啊伤心啊，但我从来没有从这个损失中恢复过来。就像我从来没有从失去我妈妈和爸爸的损失中恢复过来一样。"
阿黛尔点点头，"要找到一个知音真是难于上青天。"她知道。她自己从来也没能找到一个知音，真可悲。
"失去一个也很难受--失去一个知音。因此，现在我当然极其害怕失去我所深爱的别的人。我逃避与人建立感情关系--因为最终可能还是会失去的。我不离开警察这一行--因为那可能也会是一种损失。"
"但是你现在想这些事情想得很多。"
"我一直在想，阿黛尔。有一件事要发生了。"
"右一件绎寿毕了．我们R绎大大地韶时了。"阿黛尔最后说。
"好。"我说着又大笑起来。有的人为了好好笑一番，打开电视看《喜剧总站》。我则找我的心理医生。
"有许多仗要打。对你来说多好。我觉得你不在倒退，亚历克斯。我觉得你干得很漂亮。"
"老天，我真喜欢跟你谈话。"我告诉她，"我们一个月左右以后再聊吧，等我哪根筋又不对的时候。"
"我可等不及。"阿黛尔急切地搓着一双又瘦又小的手说，"同时，正如巴特·辛普森多次说过的，'别养奶牛，伙计。"'
第51章
约翰·辛普森侦探不记得自己以前一连这么多天又艰苦又难受地工作过。他不记得有他妈这么麻烦过。他有一些确实非常糟糕的凶杀案子要查，已经超负荷了。他还有索乔娜学校凶手的案子要查，而这个案子看起来好像一点儿眉目都没有。
肯尼迪中心谋杀案过后的那个早晨，辛普森在加菲尔德公园边的高消费阶层区--"西岸"调查。他在留心找亚历克斯所说的那个无家可归的嫌疑人，有人在夏耐儿被谋杀的那天下午见过他，不过从那以后就没人见过他了，因此就连这条线索也变得隐淡了。亚历克斯考虑这种复杂的案件时有一个简单的公式。首先，你得回答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什么样的人会干这样的事情?什么样的疯子?
他决定在街上调查时要去一趟西奥多·罗斯福学校。这所限制慎严的军事学校在加菲尔德公园里上体育课、搞一些准军事演习。有一线可能性的是某个眼尖的学员看见过什么。
一个无家可归的白发混蛋，辛普森爬上这所军事学校前面灰色的石台阶时想着。一个办事马虎、没有条理的恐怖杀手，在两个犯罪现场都留下了指纹和别的线索，却还是没有人能抓到这个狗东西。每一条线索都进了死胡同。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都犯了什么错误?他们把什么搞错了?不仅仅是他。亚历克斯和组里的其他人也搞错了。
辛普森是去找这个学校的校长的。负责的人。他曾在陆军中当过四年兵，其中两年是在越南。这所崭新的学校让他想起了战争中的后备军官训练队的中尉们。他们大部分是白人。在他看来，有几个人是无谓地牺牲了--有两三个人，是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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