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人宣誓时，她总会落泪。
好几次婚礼结束后，她会和新娘的家人一起走出教堂，然后一起乘轿车去参加婚宴。
心理诊疗师总会问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个男人／女人今天到我办公室来寻求帮助？为什么不是上周，上个月，或者下星期，下个月？这种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总爱说的“突发事件”。
对于米勒夫妇来说，寻求心理咨询这一突发事件十分明了。上星期米勒太太参加一个婚礼时，由于新郎脾气暴躁，新娘又不愿和解，于是她被警察硬生生地从博尔德拉多酒店的婚宴上赶走。她突然被赶走是因为她很有礼貌地打断了新人跳舞，又坚持要和新郎跳一曲华尔兹。
“对不起？我想你忘了和我跳舞了，”她拍拍新郎的肩膀，苦笑着说。“你不会介意吧？”她对着一脸茫然的新娘又说了一句。然后，米勒太太就举起双臂，等待着裙摆拂地而起。
而新郎恰恰是博尔德的一名代理治安官。婚宴上一半的客人都是博尔德的治安人员。没人认出穿着黄色丝绸裙的米勒太太。最重要的是，连新娘——她对自己婚礼的每一个程序烂熟于心，就好像一个大厨对自己厨房里的东西了如指掌一样——都没能认出这位身着黄色丝绸裙的米勒太太。
那天晚上，在市里另一头的警察局里，米勒先生把米勒太太保释了出来，警察强烈要求米勒太太接受心理健康诊疗。
所以他们就来我这儿了。
我的诊断？
就米勒夫妇所说的来看，米勒太太是逐步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基于他们的描述，我估计她第一次出现精神分裂症状大约是在二十三岁左右——她二十二岁时结了婚——生下女儿后不久，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人也越来越偏执。那时她二十四岁。两年后，她又生下一个儿子，症状更明显了。我怀疑这期间的几年，她家人一直都忽视了她许多古怪又独来独往的行为，——她不参加婚宴时也是独来独往的——他
们刻意把她的很多行为都合理化了。她身边的人往往对她的精神病视而不见，断然否决。
患精神病的是米勒太太，而串通起来、假装此事不存在的则是全家。她的丈夫比尔是个大好人。他们在我这儿待了五分钟，我就发现他是妻子忠实的拉拉队队长以及忠实的拥护者。“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都会做，”他说。“无论什么事。”
我有件苦差事，就是建议米勒夫妇在谈论他们的婚姻生活以前，米勒太太也许应当先接受个人心理诊疗，帮助她解决区分现实及幻觉上的困难。
“有那么糟糕吗？真的吗？”我问米勒先生对他们的婚姻生活感觉如何时，他表现出一种自卫，为自己，也为另一半。“我很爱雷切尔。在那么一大堆事中，这只是个小问题，不是吗？我是说，我们讲的是婚礼，不是癌症之类的大事。很多时候，她似乎一切正常。”
我曾在一个成人急性精神病院的住院部里实习，当时，有个病人令我的挫败感上升到了极点。那是个魁梧的萨摩亚男人，精神分裂使他的语言能力极度降低，只能不断发出“吼吼”的男中音，有时只发出一声，有时则不断重复。除了严重的精神病以及硕大的个头以外——他至少比我重两百磅——他还算性格温和、乐于合作。我们一星期进行数次简短的一对一“心理诊疗”。每次不超过五分钟。他总是听我说话——有时我怀疑他根本听不懂我话里的意思——然后在空中挥动他厚实的手掌，发出“吼吼”的声音，有时他会打断我的话，有时则礼貌地等我把话说完。
偶尔他还会面带微笑，或者瞪大迷茫的双眼。但大多数时候，他总是面无表情。
我的萨摩亚病人已经用了大量的氟派啶醇一种镇定剂，尤其用来治疗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精神紊乱。，这剂量足以使一头大象镇定下来。诚然我还缺乏经验，但对他奇怪的精神病我已竭尽全力，却只是白费力气。
我的指导老师对这个情况很了解，我坦白地对他说我觉得自己对这个病人无能为力。然后他说的两句话让我终生难忘。首先，他说有些人处于疯狂状态比处于正常状态更好，甚至比我还要好。那个萨摩亚人就属这一类。
然后，他又说从心理诊疗的角度来讲，有些病人得的是癌症。当然，他用了比喻，但当我的临床医术难以医治病人的疾病时，我常常会想起这句话。
那天比尔·米勒带着妻子走进我办公室进行咨询时，我就想与他分享这两句智慧的结晶。他的希望太不切实际了。他把妻子从旷野拉回正常道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不愿相信妻子患了精神癌症。我觉得事情可能真是这样，但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希望蕴含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虽然我极力想帮助米勒先生，不让他的愿望破灭，但那天，我最终的诊断以及病人需要多加照料的口头处方抽空了房间里所有的氧气。
包括最后一个氧分子。
与躁狂抑郁精神病一种精神上的狂乱，其特点为愉快情绪与抑郁情绪交替出现。不同，精神分裂症是思维或感知的混乱，而前者则是情绪上的混乱。分裂性精神思维会导致一系列认知上的混乱。幻觉、错觉还有妄想都是最为常见的。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在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世界里，逻辑思维体系会开始瓦解，认知脱离了一般限制，开始受外界的干扰。这就导致了其他人眼中的反常、偏题、反复或者是奇怪的参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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