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格兰戈里医生，想找黛安娜·埃斯特维茨。您接了她的电话。”
“哦，她不在家。”那女人大笑。“没人在家。就这样，不是吗？不在家？这是我到过的离家最远的地方。没错。”
我原想可能是自己拨错了黛安娜的手机号，也可能是自己被电话串线给弄糊涂了。但当我听到吃角子老虎机发出熟悉的疯狂汽笛风琴声时，我知道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拨错号码。这女人正在拉斯韦加斯的赌场里，手里拿着黛安娜的手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您手里的手机是我一位朋友的。您介意我问您是怎么拿到的吗？是捡到的吗？”
“医生？是个医生的？鲁尔？鲁尔医生的？”
“是的。”由她去了，我也懒得向她解释谁是鲁尔，谁是拉乌尔。
“哦，”她说。“我猜他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又一阵大笑。她咯咯的笑声又尖又响，就像一只热带鸟在痛苦地嘶叫。要是你在电影院里看一部还不错的喜剧，你准不愿意坐她旁边。
“挺逗的。”我话语中尽量让她能听出来——无
论她做什么我都觉得很做作。“不过我是说真的。您到底是在哪儿找到我朋友手机的？这很重要的。她……向您道谢时，一定想知道的。”
“我在玩吃角子老虎机。两台机子——我总玩两台。我坐下来的时候，手机就在左边那台机子放东西的凹槽里。还是右边那台？我常把左、右弄混，特别是在我喝酒时。我一直喝到现在了。你这家伙是谁？”
我亮出了医生的招牌。“我是格兰戈里医生。”
“你也在外面玩高尔夫吗？”又一阵大笑。我只好把话筒从耳边移开六英寸远，这样笑声会没那么刺耳。
黛安娜出赌场时把手机弄丢了。这样一切都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她出赌场后没按约定打给我；为什么我一次次打过去她都不接。
一切都很简单。“你在威尼斯酒店的赌场？”
“你想下注吗？”她大笑。“要不……我想下注。我想我已经在下注了。”
“怎么称呼您？”
“米歇尔。听说过沃鲁班卡伏特加吗？”
“是一种鸡尾酒，对吗？”我告诉自己要耐心点，要引她到正题上来，而不是套死她。
“说得——好，这儿没人知道该怎么调。没一个人知道。我叫了一杯沃鲁班卡伏特加，他们却总给我龙舌兰日出鸡尾酒。你能想像到吗？我不喜欢红的那种，我喜欢黄的。用高脚玻璃杯盛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喝了几杯？”
“三杯……不——不，四杯，”她顿了顿。“不算这杯是四杯。哦，这杯也快光了。你知道要在吃角子老虎机上赢钱有多难吗？真的很难。即使你把赌注下到最大，就像我有时那样，我是说真的，我真的会那么做，就像……可
就算你赢了也是拿……呃，角子。这公平吗？”
“这么说，你现在是在威尼斯酒店玩吃角子老虎机？”
“没错。”
“米歇尔，周围有赌场工作人员吗？没准就在你身后？穿制服的，在换零钱的或者……在
送鸡尾酒的，或者跟这差不多的，有吗？有服务生吗？”
“哦，有，正好有一个——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有摄像机对着我？我像不像电视节目里的那些人啊？”
“请你把我朋友的手机交给那位赌场的工作人员好吗？告诉他我想和他通话。”
“她。”
“她。好的。”
“给你，”她对某个人说，可能是赌场的工作人员，反正肯定不是我。“有个叫鲁尔还是格兰戈里还是叫别的什么的医生打高尔夫时掉了手机。拿着，给你了，继续聊，我可不要手机，我要更多的角子。”
接着说话的那人口音很重——是加勒比海还是牙买加口音？“女士，您需要什么？零钱吗？”
电话就这么断了。
“拉乌尔，你还在吗？”
“当然在。”
“黛安娜的手机没带在身边，被赌场里一个喝醉酒的女人捡到了，刚交给赌场工作人员。刚才电话断了。我过一会儿再打去试试。黛安娜准是掉了手机。”
“掉在威尼斯酒店了？”
“那女人是这么说的。”
拉乌尔说：“我打她房间电话。你别关手机，说不定她会打给你。”
“那当然。拉乌尔，我想没事的。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他已经挂了电话。
黛安娜只是掉了手机。拉乌尔打她酒店房间的电话时，会发现她正坐在大床上，大声斥责着某个酒店保安，抱怨他们失物招领的手续是如何如何的烦琐。我这样安慰着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心底里我并不相信这些。事情听上去再平常不过了——一个朋友只不过没遵守约定，没在一小时内回电话——但直觉告诉我，黛安娜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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