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阿慕尔和雅库次克各省的军队,以及越贝加尔省的军队,它们是否已接到了立即向伊尔库次克进军的命令的呢?”
“这个命令是由最近一封电报下达的,我们已将这份电报传到贝加尔湖以远地区。”
“那么叶尼塞斯克、鄂木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和托布尔斯克的省府,自从敌军入侵以来,我们与它们一直保持着直接联系吗?”
“是的,陛下,它们可以收到我们的电报,而且目前,我们确信,鞑靼人还没有进军到额尔乔斯河和鄂毕河以远地区。”
“关于叛徒伊万·奥加莱夫,一点消息也没有吗?”
“没有,”基索夫将军回答道,“警察局长无法确定他是否越过了边境。”
“马上把他的外貌特征发往下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叶卡捷琳堡、卡西莫、秋明、伊希姆、鄂木斯克、埃拉姆斯克、科利凡、托木斯克,发往所有线路仍能通到的电报局!”
“我马上派人执行陛下的命令。”基索夫将军回答。
“请对此保守秘密。”
听完这句话,将军恭恭敬敬地做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动作,鞠了一躬,先是消失在人群中,然后很快离开了大厅,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走了。
至于军官,他独自怔了好一会儿,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所以马上恢复了镇定,走到那些军人和政治家们身边去,他们在各个大厅里东一堆西一堆地凑在一起闲聊。
尽管近卫军军官和基索夫将军的谈话非常短促,但他们所谈论的严重事件,却不是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无人知晓。的确,大家没有公开地谈论这件事,甚至连私下的议论也没有,因为没有人“命令”他们开口,但对于边境那边发生的事,有几个大人物已经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耳闻。不管怎么说,这些大人物也许只知道一鳞半爪,连外交使团的成员也没有彼此谈及的这件事,有两个客人却在小声地聊着,而且似乎已获得了一些较为准确的信息,这两个人既没有穿制服,也没有戴勋章,在新宫的晚会上,没有什么使他们引起别人的注意。
那么多其他的人,那么多更显赫的人物都没怎么疑心的事,这两个小人物是怎么知道的呢?是通过什么途径?是依靠的什么手段?谁也不知道。难道这就是他们身上的先见之明,或者他们的未卜先知的本领吗?难道他们拥有另外一种器官,能超出凡人的界限,比凡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吗?难道他们的嗅觉尤其灵敏,所以即使再秘而不宣的消息也逃不出他们的掌心吗?难道是由于他们长期靠新闻吃饭,最后习惯成自然,竟然获得了一种超人的能力吗?大家很可能会同意这种看法吧。
这两个人一个来自英吉利,一个来自法兰西,都是瘦高个,——后者像普罗旺斯所有的南方人一样,生有一头棕发,——而前者的头发是红色的,很像兰开夏的一位绅士。我们的盎格鲁—诺曼底人刻板、沉着、冷静,动作不多,言语也少,就好像一个有规律地压紧和放松的弹簧,他只在弹簧放松的时候才说说话,做做手势。相反,我们的高卢—罗曼人则性急,活跃,说起话来除了嘴唇,眼睛和手也全都运用起来。他有几十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在他的谈话对方的头脑中,却似乎只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
对于他们在体态上的差别,就连最不善观察的人也会产生强烈的印象;而一位善于观相的人,在稍微仔细地观察了这两个陌生人后,却能清清楚楚地总结出他们生理特点上的差异,如果说法国人是“以眼睛取胜”,英国人则是“以耳朵见长”。
确实,他们中一个人的视觉器官由于经常使用而变得异常发达。有一些魔术师仅从一个迅捷的切牌动作,或仅在塔罗纸牌被排列的一瞬间,就能辨认出一张别人都来不及认出的牌,他们的视网膜可谓灵敏,而这个法国人可以说与他们不相上下。所以他在最高程度上拥有所谓的“眼睛的记忆”。
相反,那个英国人却似乎尤其擅长耳听八方。如果他的听觉器官曾对某一个嗓音产生过印象,那他就再也不会忘记,哪怕十年后、二十年后,他也能在成千上万的声音中把它辨认出来。他的耳朵当然不可能像某些动物的耳朵那样活动,这样的动物都有很大的耳廓;但是,既然科学家们注意到,人耳只是“几乎”不动的,那么我们就有权断言:我们说的这个英国人的耳朵不断地竖起来、拧起来、斜过去,竭力捕捉着各种声音。不过这种运动,自然学者是几乎看不出来的。
我们想提醒大家,这两个人发达的视力和听力对于他们的职业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个英国人是《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这个法国人也是一个通讯员,至于是哪家报社的通讯员,他没说,而当人问起时,他总是半开玩笑地回答说,他和“他的表妹玛德莱娜”通信。总之,这个法国人虽然看起来很浮,实际上却是很有洞察力、很精明的。他聊起来海阔天空,也许正是为了更好地隐藏他打探消息的目的,就这样,他从不袒露心声。他的多言甚至正好就是沉默,比起他在《每日电讯报》的同行来,他也许更加守口如瓶、更加谨慎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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