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有点发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想过要向他的内弟询问关于他年轻妻子的情况，他一边拿着信一边低声说：“哦！她把信交给你……”
“不是，她从奥纳坎给我寄来的。”
“从奥纳坎寄的？但这是不可能的！伊丽莎白在动员的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奥纳坎。她去了肖蒙她姑母家啊。”
“根本没有离开奥纳坎，也根本没有去姑母家。我曾去姑母家告别，自战争开始以来姑母没有接到伊丽莎白的任何消息。此外，你瞧这封信，‘请巴黎唐德维尔先生转交保尔·德尔罗兹。’而且这邮戳也是奥纳坎和高维尼的。”
保尔看过信封后，含含糊糊地说：“是的，你是对的。邮戳上的日期清晰可辨：八月十八日。八月十八日……而高维尼是在八月二十日——也就是信发出后两天——落入德国人之手的。因此伊丽莎白当时还在那里。”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贝尔纳喊了起来，“伊丽莎白不是个孩子。你很清楚，她决不会在离边境很近的地方等待德国人的！这边一打响，她就可能离开了城堡。她的信可能就是告诉你这件事。看看她的信吧，保尔！”相反，保尔对他看完这封信后将得悉的那些消息一点也不怀疑，他两手哆嗦着拆开了信封。
伊丽莎白这样写道：
保尔：
我不能作出离开奥纳坎的决定。一种责任让我留在那里，这是我还没有尽到的一种责任，即拯救我记忆中的母亲的责任。保尔，你是非常理解我的，我母亲在我看来是最纯洁的人。我母亲曾怀抱着我，哄我入睡。我父亲把他全部的爱都献给了她。因此我母亲甚至是不容怀疑的。但你在指责她，我要保卫我母亲免受你的指责。
我相信我的母亲，我并不需要什么证据；为迫使你相信，我将找到证据。我认为我只能在这里才能找到这些证据，因此，我将留在这里。
尽管有消息说敌人已迫近奥纳坎，热罗默和罗莎莉也还是留下来了。他们都是正直的人。既然我并不是孤身一人留下来，那你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伊丽莎白·德尔罗兹保尔把信重新折叠好，他脸色苍白。
贝尔纳问道：“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是不是？”
“不，她还在那里。”
“怎么！这是疯啦！要知道面对的是这样一些残忍凶恶的敌人啊！……这是一座孤立的城堡！……喂！喂！保尔，她竟然不知道可怕的危险在威胁她！谁能让她留在那里？哦！真是太可怕了！……”保尔的脸色紧张，拳头也握得紧紧的，但他仍保持着沉默……
五、高维尼农妇
三星期前，保尔得悉战争爆发，他思想上出现了一种要作出自我牺牲的决心，这是一种要立即付诸实行的和不可改变的决心。
他生活中的挫折和不幸，他同他一直爱着的女人的婚姻所带来的恐惧和厌恶，他在奥纳坎城堡所得到的事实和信念，所有这一切使他感到那样地震惊，以致死亡在他看来是一种解脱。
他认为，战争就是死亡，而且是瞬间发生的、不会引起内心任何冲突的死亡。在战争打响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他可能看到了那一切动人心弦的、令人鼓舞的、既庄严又壮丽的行动，他也可能看到了那无懈可击的动员令，士兵们的热情，法国上下令人赞叹的团结一致，还有全国人民的觉醒。但这些壮观的场面中没有一件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在心灵深处他已暗下决心，他将必须完成某种壮举，就是以后有千载难逢的好运也不可能使他回头。
因此，从第一天起他就认为自己找到了适当的机会：他怀疑间谍就呆在教堂的钟楼里，因此首先抓住这个间谍，然后再钻进敌军的心脏部位报告他们阵地的情况，这就肯定无疑地要冒死的危险。他勇敢地向死亡走过去了。
然而，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任务，所以他既勇敢又谨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就是去死，对，那也要在成功之后去死！他在行动中以及在成功中尝到了一种他过去未曾想到而且是从来没有过的喜悦。
他发现了间谍使用过的那把匕首，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个男子和企图用匕首刺杀他的那个男子之间究竟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件事和十六年前已故的唐德维尔伯爵夫人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这三个人都干着相同的勾当，那就是从事卖国和间谍活动。保尔对他们这种勾当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在无意中碰见的。那么这三个人又是怎样和这同一性质的勾当联系在一起的呢？他们隐蔽的联系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然而主要是伊丽莎白的信给保尔特别沉重的打击。因为年轻的妻子还处在那炮火和枪林弹雨之中；因为她还处于那城堡周围血与火的斗争之中。那里只有得胜者的疯狂和狂热；那里只有燃烧的战火，交战的枪声；那里只有敌人的暴行，人民的痛苦。她年轻，漂亮，几乎是孤身一人，毫无自卫能力！
她只能呆在那里，因为保尔没有勇气再见到她，也没有勇气把她拉到自己身边来。
这些想法在保尔心里骤然引起了一阵丧气和消沉情绪，但他很快从这些苦恼中走了出来，只身去迎接某种危险，继续把自己那不同寻常的事业进行到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以那种曾使他的同伴既感到惊讶又赞叹不已的勇敢精神和顽强毅力把这种事业进行到底。从今以后，他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死，倒不如说是追求人们体会到的那种不怕死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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