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埃姆斯过世后，理查·吉尔卡特独自在那栋属于他的房子里住了好几年。接着，他就锁上了门，用木板把窗户封死，到世界各地旅行与冒险去了。他一直有一股无法克制的赌性—这也许是来自他父亲的基因。在旅游中，他造访过大部分欧洲的著名赌博胜地。人们应当还记得，他可观的输赢经常会登上报纸的头几版。最终，在越赌越输的情况下，他回到美国。
之后，他决定开一家时髦的赌场，并计划以某些美国知名赌场为榜样，希望能尽快弥补他的损失。
吉尔卡特告诉过一位他的主要幕后支持者，“我过去的错误是，总是押错注。”他把那栋房子重新修缮和装横，引进了最奢华的设备，并且“押对注”地开始了他恶名喔彰的事业。传说，这栋房子的装修耗尽了他所继承的遗产。他将这处新的场所称为“吉尔卡特赌城”，由于这个地方在社会名流和富豪中非常知名，所以前四个字“吉尔卡特”就变得多余，许多人只知道有一个“赌城”。
就像许多同类的非法场所如夜总会一样，“赌城”以一种私人俱乐部的方式经营。在会员制下，所有的申请人都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和评估。入会费奇高，有幸得以享有赌场特权的会员，均为社会名流与成功人士。
对于“赌城”的主要经理人，吉尔卡特选择了莫尔根·布尔德。布尔德和利厄·里威廉在同一所大学就读，利厄比布尔德高三届；此外，是布尔德促成维尼亚·韦尔和年轻的里威廉相遇的。布尔德在大学时代和以后教数学的时候，因兴趣使然而忙于研究几率。他将自己的发现特别应用在数字赌博的规律上，精心计算出了几乎所有知名赌局的胜率百分比。他对于纸牌赌局中的排列顺序、重复几率的研究成果，至今都被官方用在计算抽签几率的设定上；他还曾和地方检察院合作，共同打击全市各种“吃角子老虎”，因为他发现它们在赢钱几率上几手一面倒地偏向业主。
有人曾问吉尔卡特为何选择年轻的布尔德，而非一个老派有经验的经理人，他的回答是：“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哥布赛克一样，他把自己所有的法律业务都交给刚刚崭露头角的律师德维尔，其理论是，三十岁以下的人才可以信赖，一旦过了这个年纪，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信赖的。”
依据同样的原则，赌场助理经理人和庄家也都是从年轻人中挑选出来的，并进行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虽然吉尔卡特这一观点有些偏颇，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上却给他带来了成功，或者说他因“押对注”而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我和凡斯在10月15日那个要命的星期六晚上抵达“赌城”时，那里只有零星的几个客人。对于常客而言，这个时间还早，他们一般都要在去过剧院之后才会来的。
当我们跨上外院的宽阔石阶、进入门厅时，一个站在入口左方的中国门房向我们点头致意。几乎就在我们抵达的同时，门厅的青铜大门（老埃姆斯从意大利买回来的）迎面打开。在整整二十英尺见方的宽敞接待大厅中，悬挂着大量的织花锦锻和古画作品，装饰是豪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两名穿制服的接待员取走我们的帽子和外套，这两人都极为高大强壮。吉尔卡特的这个点子应当是来自于伦敦萨弗依饭店入口那些像巨人一样的接待员。
大厅的后面是一座小喷泉，喷泉两侧是通往上面赌博室的大理石阶梯。古尔卡特在二楼打通了以前的会客室和接待室，改成一间很大的厅堂，并命名为“黄金屋”。黄金屋差不多有整栋房子的宽度，大约有六十英尺长，相当宽敞。大厅以修正式罗马风格装横，略带一些拜占庭风格。覆盖着黄金叶片的墙壁、暗黄色调的天花板、褚石色的厚实的地毯，再配上高高的落地金丝缎窗帘，整个色彩搭配得相当柔和协调。
房间的中央放置着三座轮盘桌，东西墙的中间放着两张二十一点的牌桌，四个角落设置有四张赌三颗毂子的桌子，在远端的窗户边还有一张精巧的银子桌。黄金屋的后方，西侧是一间个人牌室，里面有一排可以玩各种单人牌戏的小桌，一名庄家在一旁观看，负责付款或收钱。毗邻这个房间的东侧是一间透明的酒吧，有扇拱门通向主厅。这里供应的都是上好的烈酒和葡萄酒。出纳窗口位于酒吧左方。
理查·吉尔卡特的办公室在门厅前端，它有一扇门通向酒吧，另一扇门则通向黄金屋。这间办公室大约有十英尺见方，以胡桃木镶嵌，一扇毛玻璃窗户开向前院。房间布置精美，但略显阴沉。
我们走进二楼的狭窄门厅，再穿过宽阔的入口，进入主厅，凡斯随意地四面看了看，然后转向酒吧。
“我想，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先休息一下，”他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我们的年轻朋友正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显然正在专心计算。利厄是一个精细的赌徒，他在赌博开始前，所有的方案都必须研究周详。所以呢，我们现在最好先去里头稍等一下。”
他点了一瓶1904年的克鲁格酒，平静地坐在供应葡萄酒小桌旁的椅子上。虽然他的举手投足似乎有点随意，但我知道他其实隐隐有些不寻常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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