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是新雇来的，处于被利用的地位，他没见过丁佐，也不熟悉他的语声，这岂不是个再合适不过的目击证人?
十五
队长认可了我的猜测，下令立即拘传丁佐和于鹃。
“请”于鹃，警察出面没有必要，我打电话给洪元瀚委托他到五福楼去办。
我和麦鸥去美家装修工程队找丁佐。
“不巧，不巧，”一个自称是队长的人接待了我们，“我实话实说，前天他就请假走了。”前天，不正是案发之后的第二天吗?是畏罪潜逃?
“去了哪里?”
“说是到深圳探亲去。”
“什么时候回来?”
“请了一个月的假，什么时候回来，很难说，我们没有正规的请假制度，全承包，记工作日，干一天活儿给一天钱。”
丁佐不明不白地离去，岂不更加让人怀疑?
返回的路上，天色突然黑暗下来，我一看表，才刚4点半。接着，豆大的雨点儿便射了下来。
回到队里一汇报，队长即刻命令白玉与深圳警方联系，把丁佐的照片电传过去，请求协助查找。
这事刚撂下，洪元瀚撑着把大号雨伞赶到我们1号院来。
“于鹃没在五福楼，”他气喘吁吁，“两层楼我都找了，没见她的影儿。”
“汪成知道不?”
“他也不在，”洪元瀚解释说，“一出了遭抢的事，五福楼就关门停业了，于鹃和汪成轮流看摊儿，一人一天，今天正好是于鹃的班。”
“于鹃的亲戚朋友多吗?”
“我也想到了这，”洪元瀚从兜里掏出个小本本，“这是她的电话本，从会计室的抽屉里找到的。”
这小本本儿作用可大啦，我们就经常利用通讯录、电话本寻找线索，我暗暗感谢洪元瀚的细心。
按照电话本上的顺序逐个拨叫，这可是大工程，我哪有时间，只好请洪元瀚代劳。
洪元瀚立刻忙碌起来，吃晚饭的时候，麦鸥给他端来一碗四川担担面，他始终也没顾上吃，只是不停地拨号、呼叫，直拨到天色完全黑下来。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所得都是“不知道”、“没听说”、“没见”、“没有来”之类的否定回答。
全无音信，精疲力竭的洪元瀚失望地倒靠在沙发上，脑门直冒虚汗，他看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没什么事，我暂时先撤，回家吃口饭，歇歇气儿，有事给我打电话，成吗?”
何止是他?8点啦，我都想歇会儿呢。
“实在不该这样劳累您。”麦鸥把他扶起。
我站到窗前去目送客人，此时雨已停歇，洪元瀚踏着汪汪泥水走出了我们1号院的大门。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大有窒息之感，大家都垂头闷坐。静候着各方的信息。
半个多小时过去，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110”传来了信息，黄榆园发现一具女尸，在她的衣袋里发现一张胸卡，标着的姓名是“于鹃”，单位是“五福楼”。
于鹃死啦?我的思绪顿时沸腾起来。
十六
路上一片汪洋，由我的“奥迪”开路，一串警车呼啸着直奔黄榆园。
路上，我想起件事，抽出腰间的手机，递给麦鸥：“叫洪元瀚来。”
“对，”麦鸥按着号码键，“勘查现场应该有地方负责人在场这还是条规矩呢。”黄榆国虽说是个街头公园，可是规模并不小。三分之二是水面，百草丰茂，绿树成荫，中间穿插着彩砖铺成的甬路，甬路边设置了供路人小憩的长椅。黄榆园东面、西面有一大一小两个门。陈尸地点就在距西门不远的长椅上。死者“坐”在长椅上，查看尸征，没见有任何创伤，两颊、耳轮、口唇，均呈樱红色，这是典型的中毒征象。在场的人，一致认为是中毒而死。
死者呈坐姿，头部、颈部僵挺，躯干靠在椅背上，两腿下垂，和正常的坐姿没有两样。
报案人是两位来这里遛弯儿的老太太。
“我们每天都到这儿来遛弯儿，这回我们俩一来，就看见这姑娘坐在这儿，遛了一圈回来，见她还坐在这儿，连姿势都没改。我们俩可就起了疑心，嘀咕着：这么晚了一个姑娘孤零零地坐在这儿，肯定是遇到了想不开的事。谁想，我们上去一问，她不理，一扶她的胳膊，僵硬僵硬的，凉得很……”
“你们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几点?”
“一停下雨，我们就出来了，”一位老人说，“到这儿大概是8点半过一点吧。”
“差不多，”另一个说，“我们8点半出门，到这儿得走五六分钟。”
我们正说着，洪元瀚骑着自行车喘着粗气赶了来，直奔到长椅前，望着“坐着”的于鹃一下愣住，问：“她怎么会死在了这儿?”
“一无所知，”我正无可奈何呢，只能这样答，“要弄清这恐怕还得费好大的劲儿呢。”
麦鸥继续问那两位大妈：“第二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遛一圈整一个小时，也就是9点半呗。”
“看见有什么人接近过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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