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具体谈谈您的感想吗?”这可是小说作者最渴望听到的东西了。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可以把那段内容再写得详细一些。我告诉你，大概是你的小说刺激了我内心深处那一点点文学潜质，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替你编了一段。”
“是吗?那可太好啦!您快讲给我听听吧。”我可真是喜出望外了。
“我不是作家，不会写小说，只能给你提供一点儿粗糙的故事情节，你再拿去加工抛光吧。”杨先生的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习惯地用左手去捋他的长胡须，但是抓空了。他的手不自然地在空中停顿了一下，又放回椅子的扶手上。他眯着眼睛看着深蓝色的夜空，慢慢地讲了起来——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神州大地。赵梦龙和李艳梅自然也被卷了进去。不过，大概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有关，他们没有成为那种特别狂热的“造反派”，只是“随大流”而已。由于他们对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共同的感受和共同的语言，所以他们之间就很自然地萌生了“共同的情感”。在“大串联”的时候，他们还一起游览了不少革命圣地，包括延安、长沙、韶山冲、井冈山，等等。正是在那些革命圣地，他们建立了“革命感情”，决心做一辈子“革命伴侣”。
大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北京市的中学开始“复课闹革命”，需要政治课教师。于是，赵梦龙和李艳梅就都被分配到中学教政治，而且是在同一所学校。这主要是李艳梅的功劳。在人际交往这方面，李艳梅比赵梦龙略胜一筹。
赵梦龙对教学工作非常认真，也很有才干。即使在那个不重视知识不尊重教师的时代，他的讲课也很受学生欢迎，他跟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但是在政治方面，他基本上是一个“逍遥派”。除了必须参加的学校活动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养热带鱼上面。他自己制作玻璃鱼缸和恒温电加热器，还定期骑车去郊区捞鱼虫。有的学生对此也很感兴趣。
虽然李艳梅对政治斗争也不是太感兴趣，但是她对赵梦龙的“逍遥”也有些不以为然。她按时参加各种政治学习，而且积极靠近党组织，希望早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有时，她也劝赵梦龙不要在政治上落伍。对于她的这种劝告，赵梦龙总是笑着说：在政治上，你代表我;在生活中，我照顾你。因此，这种“分歧”丝毫也不影响她对赵梦龙的爱情。有时，她反而感到赵梦龙更加可爱。
然而，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他们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是在中学教书，所以是绝不能公开谈情说爱的。他们非常谨慎，在学校里从不单独交谈;在饭厅里从不坐在一起吃饭;下班后也从不一起走出校门。但是赵梦龙很有做“地下工作”的天才，他总能想出避开熟人与李艳梅约会的办法。因此，在一起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同事们居然都不知道他们是“朋友”。对爱情来说，这种秘密交往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深了他们对幸福的体验。于是，他们沉浸在春光明媚的爱情之中，竟然忘记了生活中还有酷暑严寒。
有一天，学校教师政治学习，新来的革委会副主任给大家讲话。赵梦龙和李艳梅意外地发现那人竟然是他们的老同学孙飞虎。
原来，孙飞虎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在沈青的帮助下，离开了原单位，调到教育局工作。由于他很能干，还有上边的人关照，所以很快就入了党，还当上了科长。后来，他又主动要求调到了李艳梅所在的学校当革委会副主任。
老同学重逢，自然都有一番喜悦和兴奋。孙飞虎也不在老同学面前摆官架子，主动请赵梦龙和李艳梅去饭馆吃了一顿饭。三人畅谈了这几年的生活经历和对现实社会的看法，酒酣才散。
孙飞虎非常关心李艳梅，特别是在入党的问题上。他经常让李艳梅写思想汇报，而且确实把李艳梅列入了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而他就是李艳梅的“联系人”。
赵梦龙对孙飞虎的这些做法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是他也找不出公开反对的理由。有一次，他含蓄地对李艳梅讲出了自己心中的忧虑，李艳梅还笑话他心胸狭隘。李艳梅让他放心，说孙飞虎就是个热心肠的人，没有别的意思，还说自己知道应该同别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赵梦龙无话可说了。
这时候，学校里不知从何处传出了流言，说孙飞虎和李艳梅在大学时就是“朋友”。当这话终于传入赵梦龙的耳鼓时，他找到了李艳梅。但是，李艳梅认为这不过是那些没事情干的人在捕风捉影。赵梦龙提出要公开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因为他们的年龄已经符合晚婚标准了，公开交往，别人也无可非议。但是李艳梅认为时机不好，学校里人们刚刚传说她和孙飞虎原来是“朋友”，她就公开和赵梦龙的恋爱关系，别人还不会对她议论纷纷呀。赵梦龙也觉得从李艳梅的角度考虑，确实有这个问题，就只好同意等待一段时机再公开。当然，他完全相信李艳梅对自己的爱情是不会改变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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