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们的公共浴池算什么?”
“那可是男女分开的。”
“还是同性恋。”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敢去‘裸滩’呢?”我决定反击。
“哦，我也不喜欢那种习惯。”杜邦的口气果然疲软了。
“在你们法国，那‘裸滩’可是最时髦的地方!”我乘胜追击。
“得，得，一比一，握手言和。”杜邦投降了。
说笑之间，我们的车已经来到了杨先生的楼下。在楼门外，我看见停着两辆警车，还听见楼里有人在大声说话。我觉得很奇怪，就快步从打开的楼门走了进去。
来到二楼，我看见几名法国警察在杨先生的房间里，一种不祥之兆突然从我的心底升起。我急忙向门里走去。
一位警察拦住了我，用我听不懂的法语向我问话。我连忙用英语向他解释。但是那个警察的英语也很糟糕。正在我和警察尴尬地望着对方的时候，杜邦从楼下走了上来，便充当了我们的翻译。
警察首先查问我的身份。我给他看了我的护照，并说我是访问学者。他看了看护照，问我到这所房子里来干什么。我说我来找杨先生。他问我与杨先生是什么关系。我说我是杨先生的朋友和学生。他想了想，又问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什么时候。我说是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吃的晚饭，然后我送他回的家。时间大概是半夜十二点多钟。
警察让我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然后对我说杨先生死了。我感到震惊，忙问是怎么死的。他说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法医的检验结论。他让我讲一下我和杨先生交往的情况，特别详细地询问了昨天晚上的经过。然后，他对我说他们在现场上发现了一封信，是用中文写的，很可能是写给他的一位中国朋友的。我说那信一定是给我的，因为据我所知杨先生在此地只有我这么一个中国朋友，而且他说过要让我给国内带一封信。我要求看一看那封信。但是警察说他们现在还不能让我看那封信，要等到他们找人翻译成法文了解了信的内容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把信给我。我说我只看一下信的内容，并不把信拿走，而且我看了信的内容之后很可能就会得知杨先生究竟是怎么死的了。这对警方的调查工作很有帮助。那位警察说他必须照章办事，尽管他觉得我说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无权把那封信交给我。可恶的法国官僚主义!
我不死心，继续向警察解释，说我下周就要回中国了，而且已经买好了今天去巴黎的火车票。我不能在埃克斯等候。没想到那位警察听了我的话之后，要求看我的火车票和飞机票，并且告诉我现在不能离开埃克斯，要等杨先生的死亡原因查清楚之后才能走。不过他的态度很客气，而且表示他们可以和铁路部门联系，帮助我改换车票。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
其实我现在也不想走。虽然我和杨先生纯属萍水相逢，但是，如果我在杨先生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回国的话，我会终生感到遗憾和不安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杜邦。杜邦也同意我的决定，并把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察。然后，警察把我们送了出来。
杜邦让我住到他家去。我知道西方人是不愿意让外人打扰其私生活的，便坚持还住回那家旅馆去。于是，我又住进了那间熟悉的小屋。
下午，我无所事事，便漫无目的地走到街上，后来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佐敦公园里。我坐到经常和杨先生同坐的那个长椅上，默默地望着面前那棵高大的柏树的树干。我又看到了一队大蚂蚁在树干上不知疲倦地爬上爬下。我仍然看不出它们究竟在为什么奔忙。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杨先生死了。这真是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他是自杀还是他杀呢?如果是自杀，那么他为什么要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如果是他杀，那么杀害他的人又是谁呢?虽然我是个作家，而且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但是我却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案件看来比小说中的案件还要复杂。我感到了无奈和彷徨。
杨先生死了。他的死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吗?警察似乎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如果……如果他在那封信中写了一些不利于我的话，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收集有利于我的证据呢?但愿他不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跟我开这么个玩笑，不要给我留下一道我很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证据难题。于是，我又感到了恐惧和不安。
我站起身来，觉得自己不能在这里听天由命，必须去做点儿什么。我回到旅馆，在自己那间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着，思考着。
我整理着自己的记忆和思维。我把自己和杨先生相识的经过从头到尾回想了一遍，努力追忆着他对我说过的话，并试图分析那些话语之间的或明或暗的联系。
我知道，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时间过得真慢!
又一个第二天早上。我一夜未眠，头觉得昏沉沉的。我放慢自己的一切动作，以便让自己觉得时间不那么难熬。我等待着，期望着，我相信今天会有消息，起码杜邦是应该来的。
终于，走廊里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而且一直走到了我的门口。接下来是重重的敲门声。我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定了定神才起身去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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