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杜邦，另一个就是昨天上午跟我谈话的那个警察。
我愣愣地望着他们，不知该说些什么。
杜邦若无其事地向我问好，然后故意问我能否让他们进屋。我连忙把他们让到屋里，坐在椅子上，自己则坐到床边上，尽量保持着脸上的微笑和内心的平静。
警察用平和的语气开始了问话，当然还是通过杜邦的翻译，“你叫何人?”
我点了点头。
“你是个作家?”
我又点了点头。
“你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
我别无选择，只好又点了点头。
“我们认为，你应该为那位杨先生的死负责。”
“为什么?”我站了起来。
“我们这样说是根据杨先生临死前写的那封信。”警察不动声色。
“那封信是写给我的?”
“是的。”
“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警察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夹子，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复印纸，递了过来。
我接过信纸，很快地浏览起来。看着，看着，我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
因时间紧迫，杜邦开车一直把我送到了马赛火车站。我总算赶上了去巴黎的高速火车。在站台上，我和杜邦告别，向他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他祝我一路平安。
火车缓缓地开出车站，逐渐加快速度，先向东再向北，穿过马赛市区，然后就飞快但平稳地奔驰在以绿色为主的山峦原野之间。
我坐在车窗旁边，默默地望着窗外向后移动的景物，花草，树林，牧场，果园，村镇，蓝天，白云……然而，这些美丽的景色却未能驱走我内心的压抑，这明媚的阳光也未能照亮我心头的阴影。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杨先生的事情。我站起身，从提包里拿出那张信纸，又仔细地读了起来——
何人先生：
我没有想到此生的最后一封信会写给一个相识很短的朋友。大概你也不会想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会与你一起度过。然而，这正是我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动。
我要告诉你一些你这些天来一直很想知道的事情。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一直对我的身世很感兴趣，想知道我是谁，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生活。现在我决定满足你的愿望。
我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人。因此，在我的内心深处既有善良美好的东西，也有邪恶丑陋的东西。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里。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学生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的爱情生活是非常不幸的。上大学以后，我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用不谙世事的心在花前月下订立了海誓山盟。我们要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我们曾经非常幸福。
然而，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一下子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当时，那对我的影响并不算太大，因为我已经独立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也还不错。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我是个“逍遥派”。但是后来，我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这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再后来，我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一关就是八年!
我不用说那八年是怎么过来的，因为那是人们可想而知的。但是我还有另外一样痛苦，那就是我的心中一直苦苦地思念着我的恋人。我既担心她因我而受到牵连，又担心她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当时，我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希望她没有忘记我们的诺言;另一方面，我又害怕她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我。
当我终于被“平反”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她。但是，人海苍茫，她已无影无踪。我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我决定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恢复高考之后，我报考了研究生，而且选择了法律。我的亲身遭遇告诉我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法律，代表人民意志而且至高无上的法律。我要把自己剩余的生命都贡献给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又考取了出国留学生，我去了美国。我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为证据学。学成之后，我回到祖国，在大学里教书。后来，我第二次来到国外，并且在法国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尽管我在法国的生活相当优越，我始终没有忘记过去，没有忘记祖国。我尽可能寻找机会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回国讲学。为了不触动我内心深处的伤疤，我尽量把我的活动局限在学术领域内。但是，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而且还有命运。
我又遇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也又遇到了她。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我的兴奋和激动都是非常短暂的，因为我很快就知道她不仅已经结婚生子，而且她的丈夫就是我们当年的同班同学，就是当年带头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那个卑鄙无耻的跳梁小丑!这是什么样的命运?!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恨她，当然最恨的还是她的丈夫。而且我的心底经常升起一种非常强烈的报复欲望。这种欲望非常强烈，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设计了复仇的方案，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在内心中实施这个复仇方案。这会使我的心中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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