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情形是,钟新明被撞击后没有说出一句话就断气了,至于请另外两个人送葬的嘱托,完全是柳倩编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诱骗另外两个目标现身重庆,然后依次实施谋杀。
既然谋划人谋杀的目标是钟新明、杨新和丘敏三个人,那她也一定清楚他们三人关系紧密的程度,她确信若钟新明出事,另外两人一定会到重庆来。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另外两人到了以后,首先选择的目标是杨奇,至于为什么,文静还没有想通。这一次还是柳倩出面,约杨奇到石小路某一个地段等候,用什么借口?杨奇死了,柳倩失踪了,暂时还不知道,但肯定是理由充分的借口,充分得杨奇一定会去。时间选择在晚上10点以后,是因为那时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少了,地点选择在石小路,是因为石小路是重庆市区内路面最宽的公路,肇事车容易达到理想的速度。具体的过程不得而知,但杨奇死了,第二个目标的谋杀计划也就完成了。
下一个当然是轮到丘敏了。前两种方式,再在丘敏的身上重复显然是不行了。
柳倩这时能够做到的就是随时掌握丘敏的行踪。用什么方式掌握,还得再查一查,但从柳倩自身推断,她应该失踪了,否则就会让警方抓个正着。不管怎么样,谋划者得知丘敏要到机场接杨奇的妻子,这正是实施谋杀的绝好时机。因为尽管丘敏何时到何处已无法弄清楚。但他是接人去,被他接的人——杨奇妻子的行踪是确定的。只要航班正点,那么,她会几点飞抵重庆机场是确定的。因此,丘敏的出行时间也应该是确定的,出入不会太大。丘敏不确定的是,到了机场会不会同样发生停车次序的改变?假如车停在了入口处而不是停车场,那么,谋杀终归是一事无成。所以,谋划者计划换地方,而最保险、机会最大的地方就是酒店的门口。早一点儿或晚一点儿,丘敏总会出来的,只要不是代办处派车,他就必须乘出租车。若乘出租车,他就不可能一出酒店门就上车,因为门口的停车道上是不允许随便停出租车的。他招呼出租车后,等待的时间,哪怕再短暂,都会有一个时间差,也就出现了实施谋杀的时间和机会,只要能够抢在出租车前面。现在看来,谋划者也许考虑过车道坡度的问题,但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地点,于是只好孤注一掷,寄希望于车速能快到置丘敏于死地。但终究还是给门卫留下了反应的时间,使他能够迅速地把丘敏拉离死亡。
文静暗道侥幸,假如丘敏也被撞死了,警方会不会很快把这三起车祸联系到一起,真的就很难说了。
而让文静称奇的是,谋划者竟然固执地每一次都使用墨绿色的桑塔纳,每一次都计划让目标死于车轮下,而且一定要目标都死在重庆,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青海。谋划者的这种固执,是出于个人的偏好呢,还是隐含着某种特殊的用意呢?
如果此推断离真相不远.案情并不复杂,只要找到柳倩,再顺藤摸瓜地找出主谋人,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重庆警方发出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寻找柳倩的踪迹。
重庆警方分别向北京、青海两地警方发出协查请求,试图从杨奇和丘敏的周边社会关系寻找线索。
重庆警方彻查重庆地区所有的墨绿色桑塔纳轿车,以期能够寻找出本案的蛛丝马迹。
五
文静没有坐等新的线索出现,既然是预谋,而且又是将钟新明列为第一个谋杀的目标,肯定有非为此不可的理由,理由当然会多多少少地涉及钟新明,涉及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与他有关联的所有的一切,谋划者一方现在表现为无形,而钟新明这一方就表现为有形,从有形入手而深入到无形,这是探究未知事物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钟新明的社会关系很单一,父母去世早,妻子三年前因飞机失事而撒手人寰。他自身方面找不出有价值的线索。
文静设法找到几位代办处的原职员,从她们那里了解到,钟新明在代办处,总是与别人保持着一定距离,所以,大家都对他个人的事情了解得少之又少,但有一个人除外,几乎是形影不离,那就是钟新明第一任秘书,吴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吴珊却在钟新明出事前几天离他而去,替代她的就是柳倩。柳倩从哪儿来,有什么样的经历,没有人知道,即使是代办处管人事的职员也一问三不知,文静问为什么?职员说,柳倩到代办处,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就是钟新明打了个招呼,意思好像是先试着用几天,合适了再补手续。钟新明出事后柳倩也就没了踪影。
据说吴珊跳槽到一家不太知名的旅游公司当副总去了。不知名但总会有名,文静到市旅游局一问,就查到是三峡旅游公司。三峡旅游公司是一个民营企业,但因规模太小,资金也不充足,搞了几年,只是搞一些重庆本地的一日游,订订车船票之类的小业务。发展前景很暗淡。
有道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文静找到吴珊,问起跳槽的缘故时,吴珊淡淡地说,人各有志。
吴珊今年三十岁,四川外语学院毕业,先是到国外投奔亲戚,后又自动放弃外国国籍,回到了重庆。起先是在几家不同的旅游公司做导游,钟新明的代办处正在筹备时,她毛遂自荐进了代办处,后跳槽到三峡旅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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