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错了?你凭什么证明我的错?”
“很多。”我想一想，又说：“第一，黑狐皮围巾是现在摩登女性的流行品，算不得特殊的证据。第二，我们知道俞秀棠在上礼拜六以前固然还有这样一条围巾，但在昨天晚上已经没有了。”
汪银林诧异道：“喔，你知道得这样详细?”
“是，这是我们从俞家方面侦查的结果。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异点足以证明是两个人。就是口音的不同。”
“唔?”
“谢妇说那个去办交涉的女子操杭州口音。但秀棠明明是久住在上海的，口音是本地音。虽则他们原籍是常州，可是就是杭州常州的口音也相差很远，决不至于相混。凭这种种，可见你是错误了。”我说完了瞧瞧霍桑，他似乎点一点头。
汪银林喷出了一口散乱的烟雾，抗辩地说：“你怎知道秀棠不会说杭州话?伊为避免人家注意，也许故意变换口音。”
“不会。伊的家庭中没有说杭州话的人，并且杭州话也不容易学。”
“那么一定是那个姓谢的妇人听错的。”
“这也决不会。谢妇是杭州人。杭州人听自己的乡音，怎么会弄错?何况他们又直接交谈过?故而我敢说那个办交涉的女子决不是秀棠，是另一个钱芝山的同乡。昨夜桑警卫看见的，当然也不是伊。”
汪银林的答辩沉默了，可是他咬住了雪茄，还是悻悻然。霍桑就进行排解。
他拍着椅圈，说：“你们何必多辩?这问题最简单，有谢妇可以作证。那披黑狐裘的去办过交涉的女子是否就是俞秀棠，只顺叫伊出来辨认一下，立即可以明白。”
汪银林忽把夹着雪茄尾的手摇一摇，大声说：“不，我想用不着叫姓谢的来证明。我说伊是凶手，还有更可靠的证据!”
唉，汪银林的个性的确强，他还是不服气。不过我相信他也不会凭空坚持。霍桑也动神地注视他。
他问道：“银林兄，你还有什么证据?”
汪银林道：“我曾向新民路警区里去调查过，知道昨夜派在白杨路岗位的警卫名叫邵根福。据说他在昨夜十一点半左右，看见一个少年女子从俞天鹏家的后门里出来，形状上近乎偷偷掩掩。霍先生，你想这个女子是谁?除了秀棠以外还有别的人吗?”
我看见霍桑的脸部的肌肉骤然紧张，已从轻意变成严重。他先前惶惑的神色也突然消灭。他仰起了身子，丢了残烟，定了眼睛，呆呆地瞧着火炉。是的，汪银林的最后谈的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要是警卫的指证不错，昨夜里秀棠是出外过的!那么巧林的话不可靠，我们上了伊的当了。伊深夜出来干什么事?难道这样一个秀美娇弱的女子竟会干某种可怕的勾当?
我提出一个疑问：“银林兄，邵警卫看见从俞家后门出来的女子怎样打扮?可也披一条黑狐裘围巾?”
银林顿一顿，说：“我问过他。他说他没有仔细看。”
“这也很奇怪。他既然觉得伊偷偷掩掩，怎么这一点倒不注意?你不是说桑警卫就因着一条围巾才注意的吗?”
“人们的注意力也许不同。这也没有多大关系。”
“嗯，没有多大关系?我倒觉得关系很大!你想如果没有围巾，这女子就算是秀棠，但出门后不一定往芝山家去，因为和桑绶丹的见证不相合。要是披围巾的话，可见这女子不是俞秀棠，因为我们知道秀棠昨晚上已经没有围巾了。”
汪银林皱眉说：“这话我回答不出。总而言之，秀棠昨夜里是出门过的。你想伊半夜里出来，不是干凶案干什么?”
霍桑抬头说：“嗯，我们别空辩。银林兄，这当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不过你的断语还太快。因为邵根福看见一个女子从俞家后门里出来，就算是秀棠;再姑且假定伊是到芝山寓里去的;但若因此就说杀死芝山的也就是秀棠，那还未免证据不足。”
汪银林道：“怎见得我证据不足。你的意思可是说女子们不会得这样子凶残吗?那也不能一律而论。往往有平时温静的女子，一遇到特殊的情形，举动便会得反常。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去年冬天我家里的邻居失火。他家里有一个女儿，年纪还只十七岁，平时是娇怯怯的。可是在火发的当儿，伊竟会独个儿搬着一只六七十斤的重箱子，从楼上下来。因此，我相信秀棠虽是女子，但是伊是个体育学校的学生，伊在发怒行凶的时候，那石鼓蹬也未必抱不起。”
霍桑思索了一下，缓缓地答道：“嗯，这果然也有可能性。但你想伊为了什么行凶?”
银林说：“伊起先是和芝山有爱情的。但爱情这东西最容易变，尤其是这个时代，更保不住始终如一。他们俩的爱情大概是已经中变了，伊又为了芝山诬辱伊的父亲，就行凶报仇。那不是很可能吗?”
“你说爱情容易变动，理论上固然不错，但你可也有证据?”
“这是很显明的。秀棠谅必是另爱了别的男子，才有这个结果。你不记得谢姓的妇人说过，有一个西装男子跟芝山为难过吗?”
我又插口说：“你还以为那个西装男子的女伴是俞秀棠吗?我已经告诉你，黑狐皮围巾也许是一样的，人是两个，你不能混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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