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是几点？”
“天开始亮了……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刚走到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突然有人拦住我的去路。他是个黑人，说的是英语，他送给我一千法郎，要我到售票处给他买一张去巴黎的火车票，答应给我二十法郎的酬谢。我为他买了一张头等厢车票。”
“他穿什么衣服？”
“我没有注意……不过我觉得他有点滑稽可笑……”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吹着口哨，付我那二十法郎时显得挺高兴，一下子把二十法郎增加到五十法郎。我觉得他喝多了……”
“您呢？”
“我只喝了一点儿，为的是忘掉那些令人烦心的事，火车站售票员说他售出那张票时是早晨六点。而那个黑人在站台被捕时是早八点十九分。
勒阿弗尔码头一位夜间值班员的证词是这样的：“大约凌晨三点，我发现昨天卸下船的羊毛包上睡着一个黑人，我踢了他几脚，他没有反抗就走了。”
“他穿什么衣服？”
“天黑看不清。他很快就逃走了。”
弗罗日先生上前凝视嫌疑犯，巴斯吓得一抖，眼里涌出了泪水。精神病科医生给他做了初步检查，认为只有再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下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巴斯未患任何重病，也没有什么遗传疾病。
法官突然开开门，唤来一名警卫。
“把他的鞋子脱下来。”
黑人未作任何反抗。脱了鞋的一双脚血淋淋的，肿胀得很厉害。
“此人数日来一直穿着鞋睡觉？”
“是这样！他睡觉不脱衣服……”
他的两条腿很细，上面沾满了汗水和泥浆，有的地方还沾着一些生羊毛。
此时的巴斯坐在椅子上，赤着脚，两条胳膊又细又长，样子比任何时候更加可怜、怪诞和尴尬。而警卫那双为疑犯脱过鞋的手伸出老远，他感到恶心，做着鬼脸走了出去。
弗罗日先生有些急躁，他把各地送来的材料胡乱地维到一起，走到窗前又回到原地。他刚要按以往的习惯开口问话，嘴张了一下又闭上了。
他突然将门打开，叫进警卫。
“这是一把尺子……您会测量脚的尺码吗？”
不到一会儿功夫，警卫宣布说：“是四十六号……”
“他穿的鞋呢？……”
“四十四号……不过他的鞋是山羊皮做的，有伸缩性……”
黑人看着自己手上的擦伤。
“皮子的裂缝断口处有无羊毛纤维？”
“没有……但有煤屑，这只鞋里到处都是……”
弗罗日先生看着自己的办公桌，目光落到报告中的一句话上：“十二毫米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一九一三型……”
“您可以走了！”他对警卫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弗罗日先生。遇到他的时候，他刚审完那黑人之后还不到一个小时。在了解案情之前，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他的兴奋中带着一种无耐的苦涩，但又不愿让人察觉。
“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如此痛苦，可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的人，”他对我说，“就像一头动物，一个一钱不值的……”
于是他向我讲述了审理案件的经过：“从一开始我就把几种此人无罪的推理汇集在一起。首先他让人抓住的方式就是愚蠢的，他想显示一下自己原本就是逃逸的高手；其次是在枪内和口袋里均无子弹，这是事实，然而持有枪支这一现实又使他无法摆脱连累；还有，他有确凿无疑的系列杀人记录，夜间被值勤人员赶来赶去却无反抗；再者，他让人代买火车票时肯定注意到火车站已被监控。种种疑点太多了，不必一一列举！但是，真正能说明他无罪的证据，我是在最后时刻看到他那双无法掩饰的脚时才偶然明日过来。
“他脚上穿的那双皮鞋和美国警方在报告中指出的一样，但尺码对他来说太小了！谁也无法穿着如此不合脚的鞋去干那么多勾当。应特别指出，巴斯有钱，他毫无理由穿双又小又紧的不合脚的鞋，因此，可以断定，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巴斯！”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接着说：“从此之后，一切就变得简单了！谁也不会故意扮演这名疑犯扮演的角色，哪怕给再多的钱也没人愿干。他把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他不懂法语，也不懂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他什么也不知道！
“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意识到什么，因为他对警察的粗暴行为并不生气。我刚打过电话，证明我的推断是正确的。他是一个刚果北方人，多次听人谈论欧洲，从此他便有一个梦想：到欧洲去发财致富。他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同胞在一艘货船上任司炉助手，他敲了他一大笔钱后才把他藏在船上煤堆里偷渡到法国，把他甩到勒阿弗尔港。他身无分文，又不借外语，无法与人交流。”
“他从美梦中掉进了现实，像一个受苦受难的生灵到处游荡。他在码头上睡觉，觉得很悲惨但无过错。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只得顺其自然。那一晚他睡在羊毛包上的时候脚上穿的还不是巴斯的鞋，因为他腿上沾有羊毛纤维，但是皮鞋裂缝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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