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她还没有经营家庭式膳宿公寓，在巴黎一家澳大利亚商店当职员。次年才搬进奥尔良门附近的住宅，先付现金三万五千法郎，即房价的一半，另一半以后按年支付。
调查的头几天，警方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斯密特太太的第二任丈夫提出的。
“总之，你们结婚不久，他就消失了，为什么？”
“我什么也不知道！”
“您在哪儿认识的他？”
没有回答。有几个警察从斯密特太太的沉默不语中得出似乎十分明显的结论，他们坚信，尸体和约翰·斯密特是同一个人。
但是，弗罗日先生一直没有表态。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请求名叫约翰·斯密特的人亲自到塞纳河检察院或写信给该院。
十二月九日，一封署名斯密特的信从布洛涅市寄到，他在信中声称只有收到通知才能到巴黎。这是个穷困潦倒和落魄之人。他自称是码头工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不是码头工，和他从来就没有当过商务代理一样。他遇到哈洛威太太的时候是个靠吃三明治维持生活的男人。她给了他一千法郎，嫁给他，改换了他的姓氏，然后远走高飞。
“她需要我的姓氏！”他说话的神态有些狡猾，但对自己想从中获利这一投机行为的内情并不知晓。
斯密特太太充分利用自己的疾病，她也确实病得不轻。她的体温一直在三十九度和三十九度八之间徘徊。就她眼前的样子，很难想像一周之前她还在活动，管理着她的膳宿生。而且这也始终构成一个人们无法解释的事实。她一直体弱多病。邻居们谈到她时都说：“一个可怜的女人，她的身体非常糟，但仍然整日奔忙！”有时有的房客可怜她，就从她手中拿过刷子或擦布帮她打扫卫生。
她躺在床上，脸上露出的是那种只有受害人才有的哀怨的微笑。全世界的人都在急忙追击一个病魔缠身，又一再遭受苦难的弱女子！
弗罗日先生不自觉地轻轻咳嗽了一声。长着一头棕红头发的女佣像对一个刽子手一样向他抛去轻蔑的一瞥便离开了房间。楼下住的房客是一名萨克斯管演奏手，他不顾眼前发生的一切，继续练习吹奏。他吹奏的是一首哀乐，一种古怪的金属般的呜咽在空中回荡。
“您觉得身体受得住吗？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
她不说话，却在微笑。目睹她那种笑的样子，如坚持不走，继续提问还不致于觉得自己心肠太硬。
“您似乎把钱看得很重，那么为什么在一九二一年肯花一千法郎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姓氏呢？”
她开始咳嗽，咳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脸憋得通红。
“在法国，没有人知道您丈夫被判刑的事。因此，过去发生的一切对您并没有不良的影响。相反，第二次婚姻却是危险的。”
她焦虑不安地看着他。
“我再重复一遍。第二次婚姻是危险的！因为婚后不久您便买了一所房子。作为己婚的女人，您只能以丈夫的名义购置房产。您必须有他的签名……我知道……您想得很周到，让他在数张贴了印花的纸上签字……但这并不影响他可以得到他那一份——如果他想要的话……”
一双非常冷酷、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法官。薄嘴唇紧闭不动。那张蜡黄脸上的两个颧颊呈现出病态的粉红色。
“您的女仆用了几年了？”
她仍然是一字不答。法官查了一下自己的笔记本。
“您现在的仆人是一九二七年雇用的。她之前您用的是一个布列塔尼地区的人，一九二六年开始为您服务。然而，杀人案大约发生在一九二四年，那时您只有一个钟点工，每天给您干三四个小时……”
斯密特太太闭上双眼，半张着的嘴艰难地喘着气。
“在这种条件下，待您的房客们进城之后，在花园里刨坑掩埋一具尸体，对于您并不是难以做到的。”
还是沉默不语。
楼下传来萨克斯管手一支重复了三遍的曲子，接着是一声放肆的大笑。
“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期间，斯密特在马赛、波尔多和加莱地区时常有信给您，向您勒索一些钱。您寄给他几十个法郎。从一九二五年起，您对他的信就不再答复了。”
“我受不了啦……”她把胳膊伸向放在桌子上的一只玻璃杯。弗罗日先生将杯子递给她。她贪婪地喝了几口，头又倒在枕头上。
“不喝了？……”
她整个脸被痛苦折磨得扭曲变形，好像随时都可能咽最后一口气。弗罗日先生感到全身发冷。他把头转过去，因为老太太又开始了无休止的咳嗽。楼下的萨克斯管以一种令人绝望的慢节奏开始吹响另一首曲子，弗罗日先生皱起了眉头。
“院子里找到的哑铃是谁的？”
“是一个房客丢下的。”
“莫韦尔是左眼坏了，对不对？”
“不对，是右眼……等一等……对，是右眼……”
“您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是案……案发……两天前，一九一四年……他在我家用的晚餐……再给我一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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