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可以向那军曹提出，可惜大家都相对无言，竟把它忘记了，还是亏了少校想起来：
“这位军曹，可曾听说有欧洲人做了判帕区印第安人酋长的俘虏呢？”
玛奴埃尔想了一会儿，象一个人努力在回忆中搜索的样子。
“有的，”他终于回答说。
“啊！”哥利纳帆叫了一声，又抓住了一个新的希望。
哥利纳帆、巴加内尔，麦克那布斯、罗帕尔一齐围拢到那军曹的身边。
“请说！请说！”大家都催着他，用渴望的眼光瞅着他。“那是几年以前的事了，”玛奴埃尔回答。“是呀，……不错……欧洲俘虏……但是没有见过……”
“几年以前，”哥利纳帆说，“你记错了是吗，你记错了……船失事的日期是准确的呀，那是１８６２年６月失踪的……因此还不到两年时间。”
“啊！不止两年，爵士。”
“不可能，”巴加内尔叫道。
“确实不止两年，那是倍倍出生的时候……有２个人。”
“不对，，是３个人呀！”哥利纳帆说。
“２个人，”那军曹又以肯定的语气驳正。
“２个人！”哥利纳帆重复着，很惊讶。“２个英国人吗？”“不是呀，”那军曹回答，“谁说是英国人？不是啊……一个法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
“一个意大利人被包于什人杀掉的，是吗？”巴加内尔叫起来。
“正是！我后来知道了……那法国人得救了。”“得救了！”小罗伯尔叫起来，他的整个生命都仿佛悬在军曹这一句话上。
“是的，从印第安人手里得救了。”玛奴埃尔回答。
大家都在看着那学者，他拍一拍额头，显出失望的样子。“啊！我懂了，”那学者终于说，“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可以解释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哥利纳帆问，又着急，又不安。“朋友们，”巴加尔抓住罗伯尔的手回答着，“我们要耐心忍受这一次大倒霉！我们找错了线索了！这里被俘的不是格兰特船长，却是我的一个同胞，他的同伴叫作马可·瓦责罗，确实是被包于什人杀掉的。我的同胞跟了那些残酷的印第安人到科罗拉多河畔跑了几次，后来很幸运地从他们的手里逃了出来，重新回到法国了。我们原想追查哈利·格兰特的踪迹，现在却追到了那年青的季纳尔的踪迹。”
这一个说明引起了一阵深沉的静默。错误是极明显的：那军曹提供的细节、俘虏的国籍、同伴的被杀，从印第安人手里脱逃，这一切都互相符合，证明那错误是毫无疑问的。
哥利纳帆以失望的神气看着塔卡夫。于是那印地安人又开口问军曹：“你从来没有听过有３个英国人被俘吗？”“从来没有，”玛奴埃尔回答，“如果有，坦狄尔这地方应该听说到……我一定会知道……不，没有这回事……”
哥利纳帆听了这干脆的答复之后，没有再在独立堡停留的必要了。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告辞了，他们谢那位军曹，并和他拉拉手。
哥利纳帆看到他的希望完全覆灭了，心里十分难过。罗伯尔在他的身边走着，默默无言，眼泪汪汪地要滴下来。哥利纳帆也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他。巴加内尔在自言自语，指手划脚。少校的嘴唇一动也不动。至于塔卡夫，他觉得找错了线索，有损他那印地安人的自尊心，因而也显得不高兴。其实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原谅的，谁也没有想到要责怪他呀。
大家都回到旅馆里来了。
晚饭吃得没精打彩的。当然，这些人个个勇敢、热情，谁也不后悔吃了这么多毫无意义的辛苦，白冒了这么多的危险。但是每个人感到一切成功的希望都突然幻灭了。在坦狄山与海岸之间还能找到格兰特船长么？不可能的呀。万一有俘虏在大西洋岸上落到了印地安人手里，玛奴埃尔军曹不会得不到情报。那些经常往来于坦狄尔与卡门之间，经常到内罗河口做生意的印地安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类事件。我们知道，凡在阿根廷平原上做生意的人，什么消息都互相转告，任何事情，任何做生意的人都会知道。现在既没有一点格兰特的音讯，就只有一件事可能：立即到梅达诺岬那约定的地点去和邓肯号会合。
然而，巴加内尔却又向哥利纳帆要出了那张不幸引起这次寻访错误的文件，他怀着一肚子的不高兴重新研究着。他努力要找出一个新的解释。
“这文件倒是很明显的呀！”哥利纳帆再三地说，“关于格兰特船长的沉船经过的以及他的被俘地点，说的再确实不过了！”
“呃！未必！”那地理学家敲着桌子回答，“一百个未必！既然哈利·格兰特不在判帕区，他就不在美洲。究竟他在什么地方呢？这文件应该告诉我们，并且它一定会告诉我们；朋友们，我要是找不出来，我就不叫作雅克·巴加内尔了！”
１８．可怕的洪水泛滥
独立堡和大西洋相距约２４０公里。如无意外耽搁——这种耽搁的可能性确实不大，哥利纳帆一行４天后就可以和邓肯号会合了。但是，他的寻访就这样全部地失败了吗？没有找到格兰特船长而独自回到船上去吗？这样总是十分不甘心的。所以，第二天，哥利纳帆无意发出启程的命令。还是少校替他负起责任来：他备了马、办了干粮，定了行程计划。由于他的积极活动，那支小旅行队就在早晨８点钟走下了坦狄尔山的青草山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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