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过身面对着舞台。台上有两个女人正在跳脱衣舞，他说：“好吧！谁让我已经收下了你的钱！”
“明智的决定，萨尔。”我四处看了看，然后走出了俱乐部。
从满是烟雾的屋子里走出来后，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希望烟雾能彻底从我身上除去。
杰克正坐在车里，当我打开车门时，他问道：“事情进展如何？”
“还可以。”我记得我是把车门锁上了，不过也可能是我记错了。“你想在什么地方下车？”我问他。
“我想多陪你一会儿。”他说。
“可刚才你却没有陪我一起进去。”我说着把车开出弗罗伦斯街，“明天我们就要在那里进行拍摄，所以你最好去制片厂和兰娜·霍华德联系一下，在那儿你会见着吉多，他会告诉你一些独家新闻的。”
如果我是杰克，我就会死缠着别人，直到他同意让我继续跟着他，但是杰克却告诉我，他要在八十九大街下车。到了那儿后，我把车停下，让他下去，并告诉他以后我会和他联系。
5分钟后，我已经在返回高速公路的路上了，我约了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在威斯特伍德街谈论有关共和军的事。
在高速公路的北角，我给前夫斯科蒂回了个电话，他用留言告诉我，他已经到休斯顿机场去接凯茜了。
我又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她还在姐姐的病房里。
“艾米莉的病又发作了。”妈妈想显得镇静些，但我仍听得出她很紧张，“刚才已经控制住，现在她基本稳定下来了。”
“需要我马上坐飞机过去吗？”
她回答之前停顿了一下：“不用了，你叔叔麦克斯今天晚上会开车过来。如果你也回来的话，会惊动你父亲的。”
“我尽量在周末时赶回去。”我说。
“真的吗？不过，还是不用了，你不如和麦克多待一会儿，你来了艾米莉也不知道。”说最后一句话时，我听到她的声音有点发颤。艾米莉得这种病已经两年了，每当提起这事，母亲总是伤心不已。
我姐姐两年前在洛杉矶的一条街道上被枪打伤。在那之前，她一直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但是，在昏迷两年之后，她就像索马里忍饥挨饿的婴儿一样，成了一个仅剩血肉和骨骼的空壳，即使她偶尔睁开眼睛，眼神也十分呆滞。
自从被枪打伤之后，艾米莉的心跳、呼吸一直都很正常。直到一个月之前，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而且不时地伴有各种并发症。我们不知道这些病是怎么得的，也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挽救她。
在电话里，我和母亲又谈了一会儿凯茜。提起凯茜，妈妈的情绪就好多了，而我也感觉放松了一些——就好像躺在母亲的怀抱里接受她的抚爱。
我又给斯科蒂在休斯顿的家打了电话，通过留言机告诉他，让凯茜到那儿之后马上给我打电话，我真想现在就能听到她的声音。
我走入联邦调查局大楼，在这迷宫一样的大楼里，我好不容易地找到了查克·凯伦伯格的办公室，他是联邦调查局里研究共和军问题的专家。
凯伦伯格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穿了一身灰色的西装。可能是因为长年坐办公室的缘故，他的“将军肚”也出来了。他的任务是收集整理信息，但若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却比登天还难。麦克·弗林特帮我疏通了一下，让我获得了这次采访的机会，但我清楚，这肯定是一次非常艰难的采访。
“我们来听听您都打算了解些什么情况。”凯伦伯格戴上眼镜盯着我说，“不过您想要知道的内容我有可能无法提供给您。”
“您还记得共和军的事吗？”我问道。
他会意地笑了，多少显得有些居心叵测：“我的工作就是调查共和军，所以当然记得。”
“就在袭击发生的那天早晨，共和军从八十四大街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后来又搬进了五十四大街。他们前脚刚走，联邦调查局就袭击了八十四大街。我只想看一看关于那房子物品的清单目录。”
凯伦伯格把手放到一个文件夹上，好像生怕我把它拿走似的：“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如果你说的文件确实在这儿，而且可以随便让人翻阅的话，我会让你看的。”
“我相信您的话。不过，不知道弗林特侦探是否跟您说过，我们的时间很紧。”
“哦，是的。”他坐直了身子说。我知道我想要的文件就在他手底下压着，等他打完了官腔之后，我就可以看到那份文件了。只是现在我们必须演完这出戏。
我笑着问：“你能告诉我共和军的人穿什么样的内衣吗？”
他故意紧绷着脸，以免露出笑容，同时间我：“弗林特侦探跟我提过一部影片，那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
“纪录片。”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并把它翻开，“是关于本地一名警察的被杀案，罗伊·弗兰迪警官，你熟悉这个名字吗？”
他点了点头。
我说：“我想这凶杀案一定与共和军有关。弗兰迪是在5月10日午夜被杀的，你负责关于共和军的案子，所以你应该知道那天发生的事。”当我告诉他弗兰迪被杀的地点时，我看到他有所反应地点了点头，于是我继续说，“当罗伊·弗兰迪的尸体被发现时，他的头上裹着一条刚干洗过的36号蓝色拳王短裤，外面用他自己的法兰绒衬衣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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