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儿，他打开了文件。
我说；“根据他在七十七街警局共用一个更衣室的同事以及许多跟他有染的女人的说法，罗伊·弗兰迪从不穿蓝色拳王短裤，他只穿白色的32号短裤。”
凯伦伯格又翻了翻文件中的记录。
我接着说下去：“除了9毫米伯朗宁手枪以外，那条蓝色的拳王短裤就是惟一可以寻找的线索了，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当时那个屋里的三个人当中，有没有人穿36号拳王短裤。”
他摘掉眼镜说：“共和军本来已经惹了够多的麻烦，他们为什么还要杀警察呢？”
“在一次银行抢劫案的审讯中，芭蒂·海斯特供认，当共和军搬到洛杉矶以后，‘辛基’不断地训练他们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每天晚上他们都出去偷汽车或杀警察。在对死去的同伙的悼词中，她说南茜·琳·帕瑞曾告诫她：先把猪杀掉，直到确认它死了以后再去解剖。我想这是他们对杀死弗兰迪再恰当不过的描述。”
“真的吗？”他笑了一下说，“有什么证据呢？”
“除了动机和机会以外，他们还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我在他面前坐下，看着他的眼睛说，“杀人犯把弗兰迪的手枪拿走了，那支枪后来再也没有找到；他的车被扔在贝尔大街南端，车子上的痕迹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他从文件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的手心开始出汗，心脏由于紧张而怦怦直跳。我想：这对于麦克来讲是一份多么珍贵的礼物啊！它将揭开弗兰迫凶杀案的真相，对于我要拍的片子也会大有裨益的。
那张纸是八十四大街那所房子内物品的模糊复印件，我仔细看着每一样东西：各种杂货、碗碟、褥垫、家具，还有两个纸箱，里面装着许多东西——有男女衣物；在一个手提箱里也装着男式和女式的衣服。除此之外，再看不出什么别的迹象。
我把那张纸又还给凯伦伯格，问：“这些东西现在保存在哪儿？”
他指了指那堆文件的底部，那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的了。凯伦伯格站了起来，我想这次采访可能就到此结束了，但我仍坐在椅子上没动。
“你说你负责这案子，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屋子当时是什么样子？”我问。
“我记得当时那屋里乱七八糟的。那几个人在那儿住过以后，只留下一大堆的垃圾。”
“解剖报告怎么说？”我问道，“有关于衣物的报告吗？”
“衣物？”他轻蔑地笑着说，“那场大火之后，连几根可以让法医鉴定的骨头都没剩下，更不用说衣服了。忘了它吧！我想除非那三个幸存者愿意和你谈，否则，你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他们恐怕不会说出什么的，我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共和军里有卧底，可我并不指望你能告诉我有关他们的情况。”
他耸了耸肩说：“你确实不应该抱什么希望。”
“也许是吧。”我又翻开记录的第一页说，“在芭蒂绑架案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被绑架，他是芭蒂邻居家的儿子——当时，他正准备去开屋子门前的车，南茜·琳·帕瑞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帕瑞用那男孩的衬衣包住他的头，让他躺在汽车后座上，然后用毯子盖住了他。当那些人去绑架芭蒂时，那男孩仍待在车上，他们把芭蒂和他都放在他的车里，然后开走了。
“在奥克兰大街，芭蒂被转移到另外一辆车上，那些人对男孩说感谢他对共和军的帮助，然后就走了，车里留下了那些人的指纹。”
凯伦伯格说：“你认为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新鲜材料吗？你以为我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吗？”
“我知道你们做过全面调查，所以我才来找你。”
他盘起手，仔细盯了我半天，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他说：“你从哪儿得到这些消息的？”
“和你一样，通过警方、证人和报纸。”
“我猜也是。”他又坐直了身子，“所以你得到的消息并不全都准确。”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那支枪。”他说，“弗兰迪的枪在拉斯维加斯的旧货店出现过，你的警官朋友应当知道这一点。”
“什么时候？”
“凶杀案发生后的几年。”
“在拉斯维加斯？”我心头一震——道格·森尼克那天早晨提到过拉斯维加斯，“那枪是怎么跑到旧货商店里去的呢？”
“那枪的主人死了，所以它可能跑到任何地方。”凯伦伯格递给我一张报告的复印件，说，“他们仍在附近活动。”
“谁？”
“除了那次来洛杉矶的几个人之外，共和军里还有许多狂热分子。在那场大火中，他们并没有全部烧死。”他站了起来，伸出手说，“如果发现什么新情况，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说，“希望您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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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有一个大学时的好朋友，名叫道尔·伊赛尔顿，她在寻找失物方面很拿手——过去几年里，她在一个大建筑公司工作，负责寻找从建筑工地被偷走的装备。为了寻找那些被偷走的压路机和装货机，她几乎走遍了全国。只要一发现别的工地有自己要找的东西，这个混血女人会立刻爬上驾驶室，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开走它，没有人敢阻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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