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乘坐‘隼鸟’号而是乘坐‘富士’号到达的话……”吹田想到。“富士”号到连西鹿儿岛站的时间是下午六点二十四分,在车站附近吃过晚饭再来登记的话,正巧是服务台那个人所说的下午七点多岁“时代周刊”的记者青木说,他被什么人从“隼鸟”号上弄下来移入晚一小时十五分的“富士”号上。这人如果是高田的话,时间就恰好一致了。
吹田微微一笑,可脸色马上又沉了下来。他发觉,如果是高田把青木移入“富士”号上去的话,那么,在途中下车返回东京,把被害者的尸体投入多摩河不就不可能了吗?
“我想借用一下这张住宿卡片。”吹田征求服务台的人同意后,把卡片装进口袋,走出了中央旅馆。根据服务台的人的话来判断确系高田无疑,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让专家去鉴定一下笔迹。
下午他才在李站附近的餐馆里吃过午饭,之后直奔西鹿儿岛车站。车站虽小,但作为南国的鹿儿岛大门很相称,给人以一种明快的感受。他会见了站长,请他查看收回的三月二十八日的“隼鸟”号和“富士”号车票。
先查看了“隼鸟”号的单间卧铺票,除青木的七室外,别的票都齐了。青木说他被人扔在门司站上,西鹿儿岛站没收回他的车票这并不奇怪。问题是八室的票,是谁拿着这张票通过了检票口。“隼鸟”号的列车员和高田都说是个年轻的美人,身穿浅茶色的大衣。可是,多摩河的溺尸如果是“隼鸟”号八室的女人,那么在西鹿儿岛下车的那个女人就是个替身,而且是检了车票的人。
接着查看了“富士”号的单间卧铺票,也只缺七室的票。这张从东京到西鹿儿岛的票是五天前售出的。西鹿儿岛站没有收回这张票,就是说买票的人虽然买了票但并没有乘坐“富士”号,或是在途中下车了。青木说,他发现自己是在“富士”号的七室里。罪犯为了把他移进这个房间就必须打开七室的门,会不会是罪犯事先把“富士”号七室的票买下来而让它空着呢?
吹田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一点点地整理着益智分合图,然而却总是感到没有靠近案件的核心。
吹田乘坐下午三点十六分由西鹿儿岛站始发的“锦江六号”快车直奔宫崎,差一点儿六点时到达那里。下车后立即寻找高田所说的宫崎第一旅馆,从车站到旅馆他用了十五、六分钟。旅馆果真是一座十层大楼。
吹田在跟务台那儿提出了与鹿儿岛相同的问题。住宿卡片上记着高田的住址、姓名和电话号码,是他本人的笔迹。位于旅馆休息室一角的酒吧间里的招待员还记得高田的长相。因为高田在酒吧间里呆了两个小时左右,同招待员谈了律师生活方面的许多事情。
“他是位很健淡的人。”中年招待员说着,很快地就从吹田带来的三张照片中挑出了高田的照片。
吹田决定当晚就住在这家旅馆,要了个单人厉间。进屋后,他马上往搜查本部挂了电话。
“十津川警部吗?高田二十八、二十九日确实在鹿儿岛和宫崎住宿了。”
“果真如此!”电话那边的十津川答应着。
“您说果真如此?难道您知道了这件事?”吹田握住话筒皱起眉头来,因为他想到,只要高田是罪犯,在鹿儿岛和宫崎就会有伪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由于高田提到在九州住宿时满怀自信,所以我想多半他从二十八日起实际住宿过。”
“既然这样为什么派我到九州来呢?”
“你别发火啊!”
“我没发火。”
“那就好,我是想让你去证实一下。”
“三月二十七日从东京始发的下行‘富士’号的单同卧铺七室的票,是从东京到西鹿儿岛的,票虽然卖出去了,但是西鹿儿岛站没有收回这张票。”
“那倒挺有意思。”
“我觉得好像解开了为什么要给青木记者用安眠药使他睡着,把他从‘隼鸟’号弄下来移入‘富士’号同样的单间卧铺七室这样一个谜了。罪犯知道“富士”号七室的房间空着,所以能放心地把他换过来。”
“青木记者说他是在冈山站被人从‘隼鸟’号上弄下来移入‘富士’号上的。”
“可是,列车在冈山站是规定停车,车厢的门是不开的。从‘隼鸟’号下车时可以请列车员把门打开,可是上‘富士’号列车是怎么上去的呢?”
“当然也是请列车员把门打开的。”
“我很需要那位列车员的证词。”
“我也这么想。可是,这个证词取不到了。那趟‘富士’号四个列车员中的一个在三天前死了。我从青木那儿获悉后做了调查,才知道是事实。大概就是那个列车员让他上车的。”
“是被人害死的吗?”
“是醉酒后夜里掉进隅田河淹死的,没发现有他杀的证据。”
“可是……”
“你想说的我清楚,不过,正象刚才讲过的那样,没有他杀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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