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首席法医办公室的走廊时已是一点四十五分。本顿·韦斯利早来了十五分钟，正坐在沙发上看《华尔街日报》。
“希望你袋子里有好喝的。”他一面开玩笑，一面折好报纸，拿起公文包。
“红酒醋，包你喜欢。”
“天杀的，我不在乎。有时候真想来一杯，我还幻想门外冷饮机中装的其实是杜松子酒。”
“听起来像在浪费你的想象力。”
“那可不，只不过这是唯一我会在女士面前公布的幻想。”
韦斯利是联邦调查局驻里士满的犯罪心理分析专家。他很少待在这里，不是四处奔波，就是在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讲授谋杀侦查课程，以及投诸心力在暴力罪犯逮捕计划和引导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这个计划最有创意的想法之一是建立区域小组，结合一个调查局的分析专家与一个经验丰富的凶杀组警探。里士满警察局在第二桩勒杀案发生后就申请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支持。马里诺不仅是里士满的警探，也是韦斯利在本区队的同伴。
“我来早了，”韦斯利向我道歉，跟着我走进走廊，“我直接从牙医那里来。如果你在我们交谈时吃午餐，我不会在意。”
“嗯，可我会在意。”我说。
他好像突然想到这一点，一无表情的脸出现了一抹不好意思的微笑，“我忘了，你不是凯戈尼医生。你知道，他常在验尸间的桌上放些奶酪饼干，操刀半途会停下来吃点心，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进入一个极小的房间，里面有冰箱、冷饮机和咖啡机。
“算他走运，没得肝炎或艾滋。”
“艾滋？”韦斯利笑了起来，“那会是报应。”
像很多我认识的保守男人一样，凯戈尼是出名的同性恋恐惧狂。“只是些该死的怪物。”当某种人被送去验尸时，据说他常常这样嘟囔。
“艾滋……”我把色拉塞进冰箱，韦斯利还在对这样的想法感到好笑。“我真想知道他会怎么解释。”
我渐渐开始喜欢韦斯利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心里有几分保留。乍看之下，他正符合一般人对于刻板的认识，从头顶到脚上的弗罗生牌鞋子都是不折不扣的联邦调查局干员装扮。他脸上线条分明，一头早白的银发好像在宣告主人的个性转为温和，其实根本没那回事。他精瘦结实，身着做工精致的卡其西装，打了条蓝丝印花领带，看起来像个出庭的律师。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没穿过未经浆熨的白衬衫。
他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在进入调查局前曾在达勒斯的一所高中当校长。他从调查员做起，参加过隐藏身份的地下活动，由此揭发黑手党的人马。但最后他又回到起点。人格分析专家是从事思考分析的学院派学者，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像是魔术师。
我们拿着咖啡出来，然后向左转入会议室。马里诺坐在长桌边，正在看一份厚厚的卷宗。我有点惊奇，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以为他会晚到。
我还来不及拉出一把椅子，便听到他简单地宣布：“我刚去过血清检验那里。我想你会对结果感兴趣。马特·彼得森是A型，是个非分泌者。”
韦斯利锐利地看了他一眼：“那个你提到的死者的丈夫？”
“嘿，一个非分泌者。跟搞死那些女人的家伙一祥。”
“百分之二十的人是非分泌者。”我实事求是地说。
“没错，”马里诺说，“十分之二。”
“像里士满这样大小的城市，有四万四千人符合条件。如果只算男人，也有两万两千。”我再加一句。
马里诺点起一根香烟，从一次性打火机上方斜视我。“你知道吗？”他每发一个音，香烟就跟着抖动。“你越说越像个该死的辩护律师。”
半小时后我坐在桌首，他们分坐在我两边。我们面前是那四个受害女子的照片。
这是侦查过程中最困难且最花时间的部分——分析凶手、被害人，然后再分析凶手。
韦斯利在描述凶手，解读案子的情绪层面。若这些案子显现出来的情绪是冷酷的，算计好的愤怒，他往往异常准确，而这也是他最擅长的地方。
“我打赌他是白人，”他说，“但我不能以名誉担保。塞西尔·泰勒是黑人，被害人有黑有白很不寻常，除非凶手寻求急切的心理补偿。”他拿起一张塞西尔·泰勒的照片，照中人深色皮肤，生前一定很可人，在北区的一家投资公司做接待员。像洛丽·彼得森一样，她被绑起来勒死，赤裸着躺在床上。
“但这种人越来越多，趋势如此。很多性残杀案中，凶手是黑人而死者是白人，但很少有相反的情况，像白种男人奸杀黑种女人。不过，如果女子是娼妓则例外。”他面无表情地扫视摆出来的照片，“这些女人显然不是妓女。如果她们是，我们的工作就会简单一些。”
“没错，但她们不是。”马里诺顶了一句。
韦斯利没有笑。“至少她们之间应该有所关联，彼得。凶手的选择，”他摇摇头，“非常奇怪。”
“弗特西斯怎么说？”马里诺问，他指的是研读这个案子的法庭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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