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说多少，”韦斯利回答，“今天早上我才和他谈过。他不愿意表示明确的意见。我想这次的医生谋杀案让他重新考虑了几件事，但他仍觉得凶手是白人。”
梦里出现过的那张脸再度骚扰我的心灵。那张没有五官的白脸。
“他可能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韦斯利继续审视他的水晶球，“因为这些凶杀案并未发生在一个特定地区，他要有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卡车或旅行车。我猜他先把车停在一个不引入注意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他的车会是较老的车型，可能是美国车，颜色很暗或不起眼，像黄白色或黑色。换句话说，他可能开一辆便衣警察会开的那种车。”
他不是在说笑。这类凶手通常醉心干警察的工作，甚至模仿警察。这种变态凶手犯案后典型的行为是加入侦查。他想帮助警方，提供深入的想法与建议，帮助援救队去找寻被他丢弃在树林里的尸体。他会想也不想就去警察共济会的休息室，与下班的警察共饮啤酒。
有人推测全部人口中至少有百分之一拥有变态人格。由基因来看，这些人无所畏惧，而且善于利用人、操纵人。如果他们没有误入歧途，或许能成为一流的间谍、战争英雄、五星上将、大公司的亿万富翁和詹姆斯·邦德。反之就成为大奸大恶，如暴君尼禄、希特勒、理查德·斯派克和特德·邦迪，虽然反社会，但在病理学上又算是正常的人。他们犯下惨案却毫无悔意，也不觉得应该负责。
“他是一个独行客，”韦斯利继续说，“虽然一般熟识的人可能觉得与他相处挺愉快，甚至认为他很迷人，但他无法与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不会和任何人接近。他是那种会上酒吧钓女人，跟她做爱，事后觉得非常沮丧不满的人。”
“难道我会不知道？”马里诺打了个呵欠。
韦斯利详细解说。“他会从充斥暴力的色情片、侦探杂志、虐待与被虐上得到更多满足，而且早在开始作案前就沉迷在残暴的性幻想中。他一开始通过窗子偷窥独身女子，然后越陷越深。接着他强奸、强奸越变越凶残，最后终至谋杀。随着被害人增加，残暴的程度越来越高。强奸不再是他的动机，谋杀才是。谋杀再也不够，必须要加虐待。”
他伸开手臂，露出一截笔挺完美的白色袖口，拿起洛丽·彼得森的照片，一张又一张慢慢审视，表情平静。他轻轻把面前的照片推远一点，转向我。“很显然，在彼得森医生的案子中，凶手开始折磨被害人，对吗？”
“没错。”我回答。
“是什么？折断她的手指？”马里诺挑衅地问，“黑手党会干这种事，但强奸杀人犯通常不会。她拉小提琴，对不对？折断她的手指仿佛是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好像那家伙认得她。”
我尽量保持平静地说：“她桌上放着外科参考书，还有那小提琴。凶手不必是天才就能发现这些与她相关的事。”
韦斯利想了想。“还有一种可能：她因自卫弄断了手指与肋骨。”
“不可能。”我很确定，“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显示她曾经抵抗。”
马里诺平板又带着敌意的眼睛转向我。“真的？我很好奇。自卫的伤痕是什么样子？根据你的报告，她身上有很多伤痕。”
“典型的自卫性伤痕，”我回瞪他，“是指甲断裂，如果被害人抵抗殴打，手或胳膊上会有擦伤。但她并没有这类伤痕。”
韦斯利下了结论：“所以我们都同意这次他比过去更残暴。”
“暴力是重点，”马里诺迅速接道，好像这是他最想提出的论点，“这是我一直在说的。洛丽·彼得森的案子与其他的不同。”
我压下满腔怒火。前三个被害人被绑起来强奸杀死，难道那还不够残暴？非得把她们的骨头都打断了才算？
韦斯利阴郁地预测：“如果再发生一起，会有更多的折磨虐待。他非杀人不可，用杀人来满足某种需求。他杀得越多，那种需要就越强烈，因而越感到挫败。他将变得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也更不容易满足。那种满足是暂时的。杀人后数天或数个星期，压力逐渐增加，直到他发现下一个目标。他跟踪她，然后再次犯案。两件谋杀案的间隔可能越来越短，他的压力可能不断升高，最后，他杀得不能住手，就像特德·邦迪一样。”
我在想时间顺序。第一个女人在四月十九日被杀，第二个在五月十日，第三个在五月三十一日，洛丽·彼得森在一个星期后被杀，时间是六月七日。韦斯利接下来说的话相当普通。
凶手出自问题家庭，可能曾被母亲施以身体上或心理上的虐待。当他折磨被害人时，他发泄的愤怒与性欲纠缠不清。
他的智力在中等以上，有非去从事某种行为不可的倾向，生活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他可能对某些事物有毫无理由的畏惧，或非要遵奉某种仪式，像是保持极度的整浩，或是只吃某一类食物。他做任何让他觉得能控制周围环境的事。
他有职业，可能只是干粗活——机工、修理工、建筑工，或其他这类工作。
我注意到马里诺的脸越变越红。他不耐烦地环顾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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