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会。”
“事实摆在眼前，”我压低声音，“他在马特·彼得森的脖子上套了绳索，不再注意其他的可能。”
谢天谢地，马里诺还没出现。
韦斯利下巴上的肌肉抽动着，他没看我。“我也没有排除彼得森涉案的可能，我还不能确定。我知道若说他杀死他太太，这与其他三个案子不符，但他的情形非比寻常。就拿盖西来说吧，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三十三个小孩，其实可能有几百个。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他杀了他母亲，把她切成一块块塞进垃圾处理机……”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对我来那套对年轻调查员的教诲，好像一个十六岁的小孩第一次赴约，掌心冒汗，唠叨不休。
“查普曼枪杀约翰·列侬时带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痴情于女明星的无聊男人射伤了里根总统与布雷迪。我们试着预测作案模式，但并不是永远成功。不可能每一次都预测得到。”
接着他开始报出统计数字。十二年前，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六的凶杀案都侦破结案，但现在不过百分之七十四，而且还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案子是陌生人干的，而不是熟人激愤之下的结果。我几乎没有听进一个字。
“老实说，我觉得马特·彼得森有问题，凯。”
这回我听进去了。
“他是个艺术家。人格变态的凶手是凶手中的伦勃朗。他是个演员，我们不知道在他的幻想里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把幻想变为真实，或者是否有作恶的天分，他太太的死也可能只是出于情况的需要。”
“情况的需要？”我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瞪着他，瞪着洛丽·彼得森在现场的照片。她的脸是张充满痛苦的面具，她两腿弯曲，电线像绷紧的琴弦般绑在背后，扭转上拉她的手臂，然后割入她的脖子。我看到这个魔鬼在她身上做的所有事。情况所需？我不相信这种话。
韦斯利解释道：“情况所需是指他可能非摆脱她不可，凯。比如说，发生了某件事，她怀疑是他杀了前三个女人，他可能恐慌起来，因而决定必须杀死她。他要怎么杀她才不会被抓到？可以用杀其他人的办法。”
“我已经听过这种说法了，”我平静地说，“从你的伙伴那里。”
他的话像节拍器的拍子一样缓慢而有节奏：“凯，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
“当然。只要马里诺也考虑所有的可能，不要因为定见而使他像戴了眼罩一般。”
韦斯利扫了开着的门一眼，用低到几不可闻的声音说：“彼得有偏见，我承认这一点。”
“我想你最好告诉我他的偏见是什么。”
“这样说吧，当调查局决定选用他参加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时，我们作过背景调查。我知道他在哪里长大，怎么长大。有些事你永远无法忘怀，它们会永远刺激你。这样的事总会发生。”
他说的这些我都想得到，马里诺出身贫寒，家世不足与外人道。他同某类人在一起时永远觉得举止失措。那种拉拉队队员、校花等美女从不多看他一眼，因为他不上台面，因为他父亲的指甲下有泥，因为他太“平凡”。
以前我听那些警察说这类故事足有一千遍了。他们唯一的优势是个子大，又是白人，他们借身上的枪与警徽让自己显得更大、更白。
“我们不应该替自己找借口，本顿。”我接口道，“因为我们不会因罪犯有破碎的童年就赦免他们的罪行。我们当然也不能用被赋予的权力，去惩罚那些提醒我们记起破碎童年的人。”
我不是没有同情心。我完全了解马里诺的心情，对于他的愤怒我也很熟悉。上法庭面对被告时，我有太多这样的经验。不论收集的证据有多确凿，只要被告长相端正，穿着干净整齐，那么，十二个陪审员在心里就无法相信他有罪。
现在我什么都可以相信，但必须有证据。马里诺握有证据吗？他真的在找吗？
韦斯利把椅子往后推，站起来伸展一下身躯。“彼得有他的本事，你会习惯的。我认识他多年了。”
他走出门，在走廊上左右张望。“见鬼，他到底去哪里了？掉进马桶了不成？”
韦斯利结束了与我们有关的丧气公务，消失于午后艳阳高照的人世间。别的地方还有其他犯罪活动需要他的关注与时间。
我们决定不等马里诺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显然厕所之旅把他带离了这栋大楼。我也没时间闲猜。就在我把卷宗锁回桌子里时，罗丝抱着一堆卷宗走了进来。
她郑重其事地停下来，嘴角一派严肃。我一看就知道发生了我不想听的事情。
“斯卡佩塔医生，玛格丽特在找你，她要我一看你开完会就告诉你。”
我的不耐烦想都不想就显露了出来。楼下有尸体要验，有一堆电话要回，我要做的事足够半打人忙碌了，我不想再加上一件。
罗丝交给我一沓要签的信，像个威严的女校校长般从眼镜下瞧着我，加了一句：“她在她的办公室，我想这件事很紧急。”
罗丝不会直接告诉我。虽然我不能怪她，但我确实很恼怒。我想她知道整个州系统的所有哪怕芝麻大的小事，但她的行事风格是只指出消息来源，绝不直接奉告。换句话说，她尽量避免做一个传达坏消息的信差。她在我的前任凯戈尼医生手下效力了大半辈子，大概是很倒霉的经验，让她养成了这么一套明哲保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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