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点心，她从厨房走到卧室。警方发现她习惯在睡前吃口服避孕药。星期五的药丸不在药盒里，她吃了药，之后可能刷牙、洗脸，然后换上睡衣，再把衣服整整齐齐地挂在椅子上。我认为不久后凶手攻击她时，她已经躺在床上了。他可能躲在树下暗处监视她的屋子，等到灯关了、她睡着之后才动手。或者他根据过去偷窥她的经验，知道她什么时间回家，什么时间睡觉。
我想起她的床罩。床罩已经掀开，似乎她曾在床上睡过，而且我们没有在房子里找到任何挣扎的证据。
我还想到另一件事。
马特·彼得森提到的气味，那种带着汗味又有些腥甜的气味。
如果凶手有特别浓重的体味，那么他所到之处必定会留下气味。如果他早早藏在屋子里，洛丽回家时，那股气味应该已经飘散在卧室中。
她是个医生。
气味常表示疾病或毒物。医学训练使我们对气味很敏感，我常从现场血液的气味就可以判定被害人在死前是否喝过酒。如果血或肠胃内食物的气味像杏仁，可能有氰化物存在。若病人呼出的气味像湿叶子，那他可能得了肺炎。
洛丽·彼得森是医生，就像我一样。
如果她一走进卧室就闻到那股异味，她一定不会脱下衣服或去做别的事，而是找出气味的来源。
凯戈尼不会像我这么焦虑。我与我的前任从未谋面，但有时我觉得他阴魂不散。他拥有我从来没有的权力，却没有任何弱点。在一个缺乏骑士精神的世界里，他是一个没有骑士精神的骑士，他招摇他的地位就像在盔甲上戴了羽饰，人人都看得到他的威风。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暗暗羡慕他。
他的死很突然。当时他走过客厅地毯去开电视看足球决赛，就此倒地身亡。在一个星期一的清晨，他自己成了开刀的对象。除了检查他的病理学家外，验尸间严禁别人进入。足足有三个月，没有人敢动他的办公室，所有摆设就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我猜只有罗丝把雪茄烟的烟蒂倒出了烟灰缸。
我搬到里士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办公室拆得只剩个壳子，清除各种遗迹，包括拿下他那张悬挂在宽阔大桌后方墙上并打着灯光的肖像，画中的他身穿正式长袍，一副铁汉模样。他还有满满一书架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纪念物，那种一般人以为法庭病理学家一定会收集，但其实不然的东西。我把他的肖像与那些纪念品一股脑儿捐给了弗吉尼亚医学院。
他的办公室现在是我的了，经过一番整顿，如今光线明亮，地上铺着皇家蓝的地毯，墙上挂着英国的风景画与其他文明世界的画像。我只有几样纪念品，唯一一样带点悚栗风格的是一个遇害小男孩的陶脸塑像，他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谜。我在他脖子下绑了件毛衣，高高地放在一个档案柜上。他在上方以那双塑料眼睛监视着门口，在悲哀的沉默中等待有人叫出他的姓名。
我在这里工作时一直保持低姿态，让人感觉舒服，但又公事公办。我善意保持一种无色单调的作风。虽然我带着几分傲意地认为，与其被视为传奇人物，不如坚持专业风范，但内心深处不免对这样的想法感到怀疑。
我仍旧可以感到凯戈尼的存在。
人们不断说起他的故事，而且时间越久，说得越神。他在验尸时几乎从不戴手套，而且有人看过他居然能边工作边吃午饭。他如何同警察一起去打猎，和法官相约去烤肉，上一任局长又如何被他震住，对他如何毕恭毕敬。
相形之下我就差多了，而我也知道人们还是会不断比较。我唯一受邀请的打猎与烤肉活动发生在法庭上与会议中，我是炮轰的对象，烧烤的火在我的脚下升起。如果艾文·埃伯格上任局长第一年的行径可以作准，接下来的三年就会像地狱。他随意侵犯我的领域，监察我的工作。每个星期我都接到他语气傲慢的电子邮件，向我要统计资料，要我回答为什么其他罪案在减少，偏偏凶杀案不断增加，好像弗吉尼亚州杀人案件的发生是我的错。
但他以前从未召开临时会议。
以往他若有事要讨论，不是送个备忘录，就是派助手来。无疑，他绝对不会拍拍我的肩膀，称赞我的工作成绩。
我漫无目标地膘过桌上一沓沓的东西，想找些东西加强武装，例如带些卷宗、记事本、垫纸板之类的。不知为何，想到空手过去便会让我有种好像没穿衣服的感觉。我掏空了检验袍口袋里一天来收集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放进一包烟，也就是埃伯格所谓的“癌症棒子”，然后走进黄昏的余晖。
他统辖着街对面蒙诺大楼的第二十四层。除了鸽子偶尔飞上屋顶之外，没有人比他更高。他的大部分手下都在他下方的楼层工作。我没有见过他的办公室，因为从未获得邀请。
电梯门开启后就是一间宽敞的接待室，一个U形的桌子矗立在整片小麦色的地毯上，站在桌后的接待小姐红发齐胸，看起来不过二十岁。当她视线离开电脑，抬起头给我一个训练有素的热烈微笑时，我几乎期待她会问我是不是订了房间，要不要服务生来拿行李。
我告诉她姓名，但她完全不像认出我的样子。
“我同局长四点钟有约。”我加了一句。
她查过他的行程表，表情愉快地说：“请坐，斯卡佩塔女士，埃伯格先生很快就会接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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