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乳白色的皮沙发椅上坐下，望向摆着杂志与丝花的锃亮咖啡桌。上面没有烟灰缸，一个也没有，不但如此，有两个地方还贴着“请勿吸烟”的标志。
时间一分一分慢慢爬过。
红发接待小姐用吸管啜着矿泉水，专心致志地打字。其间她想到问我要不要喝饮料，我微笑表示不必，她的手指再度跳跃着急速敲击键盘，电脑哔哔作响。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错，她叹了口气，好像她的会计师刚刚报告了坏消息。
我口袋里的香烟像个硬块，我很想找个洗手间去抽烟。
四点半时她的电话铃晌了。挂了电话后，她以那副空洞、愉悦的声调宣布：“你可以进去了，斯卡佩塔女士。”
我像被剥夺职权似的满腹不悦，听到“斯卡佩塔女士”后应声而起。
局长办公室门的铜锁轻轻一转就开启，立刻有三个男人起立致意——原本我只预计会见到一个人。跟埃伯格在一起的还有诺曼·坦纳与比尔·鲍尔斯，当鲍尔斯和我握手时，我直瞪着他的眼睛，直到他尴尬地转移视线。
我觉得受到了伤害，又有点生气。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他也会来这里？为什么自从我们在洛丽·彼得森家照面之后，他没有再找我？
埃伯格对我点了点头，其实倒比较像在表示他的不以为然。他加了一句“谢谢你来”，热烈的程度同一个无聊得半死的交通法官差不多。
他眼神闪烁，个子矮小，之前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任职。他在那里学了一套西海岸做派，掩饰了原来的北卡罗来纳州出身。他的父亲是农民，他对此显然并不引以为荣。他喜欢系一条有银夹子的窄领带，几乎永远搭配一件条纹西装，右手无名指则戴了一个偌大的银底镶蓝绿宝石戒指。他的眼睛呈朦胧的灰色，很像冰，头上骨头突出，活像要冲破薄薄的皮肤。他几乎完全秃了。
一把象牙色的椅子从墙边拖出，好像是留给我的，皮椅吱吱作响。埃伯格坐在他的桌后。他的桌子我闻名已久，只是从未见过。那是一张雕琢精美的超大型紫檀木桌子，非常古老，非常有中国味道。
他脑后的大片窗户提供了辽阔的市景，远处的詹姆斯河像闪烁的丝带，南区则像块缝满补丁的破布。他啪啦一声打开面前的一个黑色鸵鸟皮公文包，拿出一本黄色记事簿，上面密密麻麻地遍布他张牙舞爪的笔迹。他已经写好了今天打算讨论的事项。他做任何事都少不了记事卡。
“我想你已经注意到大众对最近的勒杀案非常不安。”他对我说。
“我很了解。”
“比尔、诺曼与我昨天下午有个……怎么说呢，紧急高层会议。有好些事要讨论，不只是星期六晚报与星期天早报的内容，斯卡佩塔医生。你可能也知道，因为第四桩悲剧，那年轻的外科医生遭谋杀，有消息走漏给新闻界。”
我不知道这件事，但并不惊奇。
“不消说一定有很多人想采访你，”埃伯格平淡地继续说，“我们必须及早控制，不然肯定会有一场混战。这是我们三个人讨论的事情之一。”
“如果你可以控制谋杀案不发生，”我跟他一样平淡地说，“一定能得诺贝尔奖。”
“当然，这是第一优先要做的事。”鲍尔斯解开深色西装上衣，往后靠向椅背，说，“我们要警方不分昼夜全力侦查，凯。但我们都同意目前有件事必须先加以控制——防止消息泄露给新闻界。那些新闻只会把大众吓个半死，让凶手知道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再同意不过。”我的防卫心像拉起来的吊桥，而我立刻对自己接下来说的话感到后悔，“你可以放心，除了我们必须提供的资料如死因、死法之外，我的办公室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我在回答一个他们还没提出的控诉，我的法律本能立刻责怪我这种愚蠢的行为。如果他们要怪罪我言行不慎，我应该逼他们出牌，至少要逼埃伯格出手，要他提出这种过分的询问。但现在我先置自己于不利地位，好像是我有错，让他们有理由来逼迫我。
“嗯，”埃伯格不带一丝友善意味的灰色眼睛短暂地在我身上停留，他说，“你正好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审视的问题。”
“我没有提到任何问题，”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必须声明，我只是提出一项事实。”
此时有人轻轻敲门，那个红发接待小姐端着咖啡进来，整个房间立即陷入无声状态。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那凝重的静默，对我们细心招呼，唯恐不周，对鲍尔斯更是殷勤。他可能不是这城市有过的最好的州检察官，但绝对是最英俊的——他是那种少见的金发男子，岁月的流逝对他们异常宽容。他既没有掉头发，也没有失去原来的体型，只有眼角的细纹透露出他已年近四十。
她走了之后，鲍尔斯开始发言，但他的话不像有特定的对象：“我们都知道有时警察有口风不严的问题。诺曼与我都同警方谈过了，但似乎没人知道到底是从哪里走漏了消息。”
我勉强压抑住怒气。他们在期待什么？某个警察把消息给了艾比·特恩布尔，然后这家伙出来自动认罪：“不错，很抱歉，是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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