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伯格翻了一页。“自从第一桩谋杀案后，报纸提到‘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共提了十七次，斯卡佩塔医生。我对此有点不放心。显然那些最耸动的细节，如勒死被害人的套索、强奸的证据、凶手如何进入、尸体在哪里被发现，和DNA测验正在进行中等都出于这个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他的眼珠翻上来看着我，“这些细节正确吗？”
“不完全是。有多处不尽相同。”
“譬如？”
我不想告诉他，我不想同他讨论这些案子。但如果他想，他有权要我提供数据。我是他的下属，他的地位仅次于州长。
“比如，”我回答，“第一个案子，新闻报道说布兰达·史代普的脖子被绑上黄褐色的布条，事实上，那是一双丝袜。”
埃伯格写了下来。“还有什么？”
“塞西尔·泰勒的案子，新闻报道说她的脸在流血，被单上也全是血，这至少是夸大其词。她没有伤口，没有那一类的伤。只有一点体液从口鼻处流出。这是检验时的自然现象。”
“这些细节，”埃伯格一边写一边问，“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都提到过吗？”
我必须吸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的想法越来越清楚了。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中，轮值法医只是把现场所见和警察告诉他的事记录下来。这些细节并不永远正确，因为现场通常一团混乱，而且也还没有验尸。此外，那些医生并不同于法庭病理学家。他们有自己的诊所，他们其实就像义工，只收了区区五十元，但可能得在半夜被迫起床，或因为车祸、自杀或凶杀的案子而使得周末泡汤。这些人提供了公共服务，他们是义勇军，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决定是否有验尸必要，记下所有的事，拍一大堆照片。就算我的一个法医错把一双丝袜当成布带，也算不了什么。我手下的法医不会向记者通风报信。
埃伯格再次追问：“关于那条黄褐色布带和带血的床单，我想知道到底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有没有提到？”
“如果你要问是否像新闻报道里描述的，”我肯定地回答，“答案是没有。”
坦纳开玩笑道：“我们都知道那些记者的行径，他们拿到一颗芥末籽，就有办法把它变成高山。”
“听着，”我环顾那三个男人，“如果你们以为我手下的法医走漏细节，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们，太离谱了，没这回事。我熟悉承办前两个案子的法医。他们在里士满工作多年，一向无懈可击。我自己去了第三与第四个案子。消息不是从我的办公室走漏的。任何在现场出现过的人都有可能泄露这些细节，比如那些急救人员。”
埃伯格换了个坐姿，皮椅轻轻地发出吱吱声。“我查过了。有三组急救人员去过，但没有一个到过所有现场。”
我平心静气地说：“匿名的来源通常是多种来源的混合。所谓的医学方面的来源可能出于一个医护人员，加上某个警察说的话，又加上记者无意间听到的话，或是在被害人居所外看到的事。”
“没错。”埃伯格点点头，“我们并不真的相信是从法医那里走漏的消息，至少不是故意走漏……”
“故意？”我忍不住插进去，“你的意思是我的办公室有可能无意之中走漏消息？”我正打算反击说这样的说法有多无稽，但突然之间，我说不出话来。
我从脖子根开始红起，我想起来了。我办公室的数据库，有外人侵袭了我的数据库。难道这是埃伯格找我来的原因？但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埃伯格继续说下去，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人们都喜欢说话，职员喜欢说闲话，他们告诉家人、朋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任何恶意。但你永远不知道那些话会传到哪里——说不定到了一个记者的桌上。这种事常常发生。我们很客观地在调查这个情况，每种可能都得考虑。我们必须如此。你一定了解，某些走漏的消息可能对案子的调查造成严重伤害。”
坦纳直言不讳地说：“市长对这类新闻非常不悦。高凶杀率已经对里士满造成重大打击，像这种惊心动魄的连环杀人案是我们最不乐意见到的。那些新盖的旅馆需要有人来这里观光或开大型会议。人们不想到一个得担心身家性命的地方。”
“这是当然，”我冷冷地回答，“但也没有人想看到当局对这些谋杀案最关切之处是凶杀案会不会造成不便、引起困窘，或因此影响观光收益。”
“凯，”鲍尔斯平静地说道，“没有人有这种无稽的想法。”
“当然没有，”埃伯格很快加了一句，“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事其实暗潮汹涌。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恐怕将面临大爆发。”
“爆发？为了什么？”我警觉地问，不自禁地望向鲍尔斯。
他脸上肌肉紧绷，眼神极力压抑情绪，不情愿地说：“最后一桩谋杀案就像火药桶。人们还没有开始谈论某些关于洛丽·彼得森的事，谢天谢地，记者还不知道那些事。但这只是时间问题，总有人会发现。如果我们不在幕后及早妥善处置，目前的情形很可能引发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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