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纳接过话头，他的灯型长脸异常阴郁。“里士满政府可能会遭指控。”他看了埃伯格一眼，埃伯格对他点了点头，表示他可以继续。“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星期六清晨洛丽·彼得森从医院回家后显然报过警，我们从轮值的调度员那里得知，十二点四十九分，九一一接线生接到一个电话。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彼得森家的数据，但电话立刻挂断了。”
鲍尔斯对我说：“你可能还记得现场的情景，床旁有电话，电话线被人从墙上扯下。我们的猜测是，凶手进入房子时彼得森医生醒了过来，她抓起电话拨九一一，但随即遭到凶手制止。她家的地址已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但没说任何话就断线了。像这类的九一一电话都会转给巡警，百分之九十的情况是恶作剧，小孩子玩电话的结果。但我们永远不能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否打电话的人心脏病突发，或中风有生命危险。所以按规定接线生对这种情形应优先处理，然后调度员立刻通知在街上的警力，之后会有警察赶到那一家去，至少去查一下有没有发生问题。但那次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个接线生把彼得森的电话列为第四优先，现在他已被暂时停职。”
坦纳插进来：“那天晚上街上出了很多事，无线电通讯非常频繁。电话多，个别案子的优先级必然降得比平常低。问题是，一旦优先级决定了，就不会再改变。调度员根据他屏幕上的号码行事，除非开始着手处理，否则他不会知道案子的性质。如果已经积压了很多第一、第二、第三优先的案子，他会先处理这些，而列入第四优先的案子可就有得等了。”
“无疑，那个接线生搞砸了，”埃伯格淡淡地说，“但我想这种情形可以理解。”
我坐着僵硬到不能呼吸。
鲍尔斯继续用同样单调的声音说：“大约四十五分钟后，终于有辆巡逻车经过彼得森家。那个警察说他用探照灯照房子的正面，里面一片漆黑，根据他的说法，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他接到一个处理家庭纠纷的呼叫，就开车离开了。不久，彼得森先生回到家，发现了他太太的尸体。”
他们还在说话、解释。他们说到在豪尔海滩和布鲁克林发生的凶杀案，由于警方没有及时赶到而造成死亡。
“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法庭都裁决过政府没有义务为未能防范罪案发生而负责。”
“不论警察是否采取了行动，都不能改变结果。”
“但这不重要。就算我们被指控后打赢了官司，传出这样的恶名，我们还是输了。”
我几乎一句话也没听进去，恐怖的景象一幕幕地在我脑中飞驰而过。那个被切断的九一一电话让我了解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从急诊室下班后，洛丽·彼得森疲惫不堪，加上丈夫告诉她会比平常晚回家，所以就先上床睡觉。她可能只打算睡一会儿，等他回家再起床——就像以前我当住院医生时，常常等东尼从乔治城法学院回家一样。她听到房子里有声音而醒来，可能是凶手蹑手蹑脚从走廊走过来的声音。她觉得很奇怪，就叫丈夫的名字。
没人回答。
在那黑暗静默的片刻，时间似乎无限漫长，她发现有人在房里，但不是马特。
她惊恐起来，连忙打开床边的灯，拨打电话。
她只拨了九一一，甚至还来不及呼喊救命，凶手便猛扑过来，把电话线从墙上扯下。
说不定他从她手里抢下电话听筒，或者对她大吼，而她在恳求他。他被打断，暂时忘了提防。
他陷入暴怒，可能出手打她，或许就在这时打断了她的肋骨。正当她痛苦得颤抖之际，他发狂般环顾四周，电灯还亮着，他可以看到卧室里的每件东西，包括她桌上的求生刀。
这起谋杀原本能因外力介入而消弭。
如果她的电话能列为第一优先，如果调度员立刻广播，警察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抵达。他会注意到卧室的灯还是亮的……凶手很难在黑暗里切断电线，捆绑被害人。那个警察可能下车，甚至会听到声音。别的不说，如果他有时间照亮房子的后面，一定会注意到被人拿下的纱窗，野餐凳和打开的窗户。凶手杀人进行的那套“仪式”需要点时间，在他杀死她之前，警察或许能及时撞进屋子。
我口干舌燥，喝了几口咖啡才开口说道：“有多少人知道？”
鲍尔斯回答：“没有人在讲这个，凯。甚至马里诺警官也不知道，至少他不像知道。分派这个案子时他没在执勤。有个警察到了现场后，他才在家中接到消息。这件事已经在警局里传开了，但知道这件事的警察都奉命不许同其他人讨论。”
我明白他的意思。谁若多嘴就会被派去管交通，或留在办公室里坐冷板凳。
“我们告诉你这个不幸消息的唯一理由，”埃伯格小心翼翼地找寻适当的字眼，“是你必须有充分的背景资料，相信你能理解为什么我们非得采取下面的步骤。”
我僵直地坐着，一眼不眨地紧盯着他。他终于要摊牌、说出重点了。
“昨晚我与斯皮罗·弗特西斯医生谈过，这位法庭心理学家与我们分享了他的心得。我也同联邦调查局内对这类凶手的人格有特别研究的专家讨论过，他们指出，新闻报道会使局势恶化。这类凶手容易受到新闻的刺激，看到有关自己的新闻报道就会变得更加亢奋，促使他采取更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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