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不透马里诺。他这人很难懂，我一直无法断定他到底是城府极深，还是只是反应迟缓。如果我可以选择，他正是我要避开的那种警探——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大，绝无沟通的可能。他快五十了，满脸风霜，长而稀薄的头发从脑壳较低的一边分线，然后梳过去遮盖光秃的部分。他至少有六英尺高，多年来灌下的波本威士忌和啤酒造就了他的啤酒肚。经过多年夏天的汗水浸润，他脖子上那条不合潮流的红蓝条纹宽领带已经油腻不堪。马里诺是电影里的那种硬汉——一个庸俗、粗鲁的警探，家里可能养了只满嘴脏话的鹦鹉当宠物，更别提那满桌的《人物》杂志。
我来到走廊尽头，停在主卧室外边。突然间，我的内心深处像被掏挖一空。
一个采指纹的警官正忙着在所有物件表面撒上一层黑粉，另一个警官则在巨细靡遗地录像。
洛丽·彼得森躺在床上，蓝白相间的毯子从床头垂落。上面那层被单被踢开，拢在脚下，压在她身体下的床单上角则被拉松，露出下面的床垫，枕头挤在她头部的右边。在这摆着光滑橡木家具的中产阶级卧室里，散发出一股不受干扰的文明气息，然而就在这种气息的环绕下，那张床仿佛处在暴风雨的旋涡中。
她一丝不挂。床右边的彩块地毯上有件淡黄色的棉布睡袍，从衣领到下摆被一刀割开，这与前面发生过的三个案子相符。靠近门的床边小桌上有部电话，电话线已被生生从墙上扯下。床头两侧的两盏灯都不亮，电线已遭割断。她的手腕被一根电线绑在背后，另一根也如同前三个案子那样结成残忍但很有创意的图案，有一圈绕住她的脖子，穿过她背后那根绑住她手腕的电线，最后紧紧缠住她的脚踝。只要她的膝盖弯曲，绕着她脖子的那一圈就不会收紧；一旦她的腿伸直，不论是因痛苦的自然反应，还是由于杀手压在她身上的重量，那根绕在她脖子上的电线就会立刻收紧，成为致命的套索。
窒息而死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狂喊着索要空气时，那可是非常漫长的几分钟。
“你可以进来了，大夫，”那个拿着录像机的警官说，“我拍完了。”
我看着地面，小心走近床边，把医事包放在地上，取出外科手套戴上。我拿出相机，就尸体的现状照了几张。她的脸扭曲变形，肿得无法辨识，脖子上的套索造成鲜血上涌，使她一脸紫黑，血水从口鼻处冒出，弄脏了床单。她麦秸色的金发也一团混乱。她算是高个子，至少有五英尺七英寸，但比起走廊照片里年轻时胖了许多。
她的身体外观很重要，因为这组案子的无固定模式变成了它的模式。四个勒杀案被害人的外表似乎没有相似之处，就连人种也不一样。第三个是个很瘦的黑人女子；第一个则是红发，很胖；第二个一头棕发，很矮。她们的职业也不同，分别是教师、作家和接待员，现在这个则是医生。她们住在城里不同的区域。
我从医事包里拿出一根很长的化学温度计，先量室温，再量她的体温。室温是华氏七十一度，她的体温为九十三点五度。死亡的时间比一般人想象的更难确定，除非有目击证人，或死者的手表当即停摆，否则不可能准确推算。但可以看出，洛丽·彼得森的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小时。她的体温每小时降低一两度，身上的小块肌肉也开始变得僵硬。
我着手寻找任何可能在去停尸间途中会遭破坏的物证。她皮肤上并没有掉落的头发，但我发现了多种纤维，当然，绝大多数是从被单上掉下来的。我用镊子取了样，其中有些细白，有些则似乎来自某种深蓝或黑色的东西。我把它们都装进放证据的小金属盒。最明显的证据是那股麝香的味道，一块类似干掉的胶液的透明残余物粘在她双腿的前而和背面。
这组案子里全都检验出精液，但以血清学来看，这项证据并没有多少价值。这个凶手和百分之二十的人一样，是所谓的非分泌者。这表示他的血型抗原不能在他的体液如口水、精液或汗水里找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血液样本，就无法得知他的血型。
只不过两年前，凶手若具有这种非分泌的特质，必定会对调查造成严重打击。但现在只要警察先抓到嫌犯，取得其生物样本，同时确认其没有同卵双胞胎，用最新引进的DNA测试就可以排除其他所有人，指认凶手。
马里诺走进卧室，紧贴在我身后。
“那浴室的窗子，”他边说边看着尸体，“嗯，据她丈夫说，”他一弯拇指指向厨房，“没关的理由是他上个星期打开了它。”
我静静地听着。
“他说他们很少用那间浴室，除非有朋友来。看来他上周末换了纱窗，说做完后可能忘记锁上，那间浴室整个星期都没人用过。而她……”他再朝尸体望了一眼，“没理由想去关，她以为一定锁上了。”他停了一下。“奇怪的是那凶手好像只试了那扇，没关的那扇，其他纱窗都没有被割开。”
“房子后面有几扇窗？”我问。
“三扇。厨房一扇，那间浴室一扇，在这里的浴室一扇。”
“所有的窗都有滑动窗框，最上面有栓？”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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