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示，如果你在外面拿手电筒照窗栓，或许可以看到上锁了没有，是不是？”
“说不定。”那种平板、毫不友善的眼神又出现了。“但你得爬高才行，从地面上看不到。”
“你提到有野餐桌凳。”我提醒他。
“问题是后院那天杀的地奇软无比，如果那家伙拿了椅子到其他窗户下，然后站在椅子上看，椅子腿应该在草地上留下痕迹才对。我派了几个人去外而查看，另外两扇窗下一点痕迹也没有，看起来凶手压根儿没有走近那里，他应该径直就去了走廊尽头的那扇窗。
“那扇窗会不会留了一道缝，所以凶手就一路走了过去？”
马里诺让了我一招：“嗨，都有可能。不过如果有道缝，说不定上周她也会注意到。”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后见之明很容易。但大多数人并不会费心留意家里的各种琐碎细节，特别是那种很少用到的房间。
在那扇可以望到街头且挂了窗帘的窗户下，有些让人震惊的东西摆在桌上，它们在提醒我：洛丽·彼得森和我是同行。《外科原理》和《多兰》杂志等数本医学期刊散放在记事簿上。鹅颈状铜灯下有两张软盘，标签上用签字笔简明地写着日期“6/1”，又注明“I”与“Ⅱ”。软盘是最常见的可以用在IBM兼容电脑上的那种，上面可能有洛丽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工作的资料，医学院里有许多电脑可供学生和医生使用，但他们家里似乎没有个人电脑。
屋角的衣柜与窗户间有一把椅子，上面整整齐齐地堆了一叠衣服，外加一条白色棉质长裤，红白相间的短袖上衣和内衣。这些衣服微微起皱，看上去像是穿了一天后随手搭在椅子上。有时候我太累时，也懒得把衣服挂起来。
我迅速审视衣橱间与浴室。大致说来，主卧还算整洁，丝毫没有被搅乱。所有迹象显示，捣毁这间房间或下手抢劫并不在凶手的计划中。
马里诺注视着在进行鉴定的警官，他们正打开衣柜的抽屉。
“关于她丈夫，你还知道些什么？”我问。
“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周一到周五住在夏洛茨维尔，星期五回家过周末，星期天晚上再回夏洛茨维尔。”
“他念什么？”
“他说是文学，”马里诺回答，眼睛四处张望，就是不看我，“在念博士学位。”
“哪一科？”
“文学。”他又说了一遍，慢慢咀嚼每个字母。
“哪种文学？”
他棕色的眼睛终于毫不留情地停在我身上。
“他说是美国文学，不过给我的印象是他真正的兴趣在戏剧。看来他现在就已经参加演出。我想他说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他演过不少戏，有电影在附近开拍时也会在里面轧个小角色。还拍过电视广告。”
进行鉴定的警官们停了下来。其中一个转过身，手里的刷子停在半空中。
马里诺指着桌上的软盘大声宣布，声音洪亮得保证每个人都听得到：“看来我们最好检查那里面有什么，说不定是他正在写的剧本，嗯？”
“我们可以在我办公室看，我们有几台IBM兼容的个人电脑。”我建议道。
“个人电脑，”他慢吞吞地说，“哼，可打败了我的打字机。皇家牌，标准型，黑匣子般的块头，黏糊糊的键盘，拉拉杂杂的一堆。”
一个警官从衣柜最下层抽屉里的一叠毛衣下面抽出一样东西来——一把长刃的野外求生刀，刀把上配有指南针，刀鞘上有个小袋子装着小磨刀石。他小心地尽量不多碰触，把它装到一个放证物的塑料袋里。
在同一个抽屉里找出了一盒保险套。我向马里诺指出这不寻常，因为就我在卧室所见，洛丽用口服避孕药。
马里诺和其他警官果然开始往坏处想。
我脱丁手套，塞进医事包。“你们可以动她了。”我说。
这些家伙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好像忽然才记起，在搅乱翻倒的床中央有个被杀的女人。她的嘴被往后扯，痛苦似乎从牙齿间传出，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细缝，茫然地往上瞪视。
有人用无线电通知救护车，几分钟后，两个身着蓝色连身衣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前来。他们在担架上面铺了干净的白布，把它紧紧顶住床。
在我的指挥下，洛丽·彼得森被搬上担架，用床单包好。那几双戴了手套的手都没有碰到她的皮肤。她被轻轻放上担架，床单也用别针别了起来，以确保没有失落或增加任何细微的证据。尼龙搭扣被扯开再封住那个如白色蚕茧般的物件时，发出像撕裂的响声。
马里诺跟着我走出卧室。他说要陪我走到车前，我不免感到惊讶。
我们来到楼下，马特·彼得森站在那里。他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绝望地瞪着我，向我索求只有我可以给他的东西——希望和安慰，对他保证他的妻子死干一瞬间，没受什么罪，死后才被绑起来强奸。但我对他无话可说。马里诺带着我穿过客厅，走出房门。
在红蓝灯光闪烁的背景下，房子前院被电视台的摄影灯照得通明。那些魂不守舍的调度员断断续续的对话声正努力对抗轰隆隆的引擎声，雨丝开始悄悄透过薄雾洒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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