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的记者无所不在，他们不耐烦地等着尸体从前阶抬下，然后滑进救护车车厢。一帮电视台的人站在街上，一个身段利落、穿着风衣的女子正对着麦克风说话。她绷着脸，严肃地对着一架磨人的摄像机，为星期六晚间新闻录下犯罪现场实况报道。
比尔·鲍尔斯，弗吉尼亚州检察官，刚好赶到，正准备下车。他看来有些茫然，还没睡醒，一心要逃开那些记者。他还不清楚情况，也就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谁通知了他，可能就是马里诺。这时警察到处巡视，好几个人拿着强光手电对着草地没头没脑地乱照，还有些人靠着他们的白色巡逻车聚在一起说话。鲍尔斯拉起防风夹克的拉链，看到我时微一点头，匆匆上了走道。
警察局长和一个警官坐在一部没有标志、亮着照明灯的浅灰褐色车内。他们脸色惨白，正点着头同记者艾比·特思布尔交谈，她从敞开的车窗外向他们提问。我们一走上街，她就尾随而至。
马里诺一翻手把她打发了。“嘿，无可奉告。”他用那种“滚你妈的”的声调说。
他的回答让人精神一振，几乎有种安慰的作用。
“这真是糟透了！”马里诺一脸憎厌，在身上摸索着找烟，“上帝！简直就像定期上演的戏码。”
马里诺替我打开车门，清凉的雨丝落在我的脸上。我发动车子时，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心开车，大夫。”
第二章
衬着幽暗的夜空，那白色的钟面如满月般浮动。它高悬在老火车站的圆顶上方，在铁轨和九十五号州际公路的天桥上。多年以前最后一班载客的火车停驶后，那大钟上金属细丝制成的指针也跟着停摆，正指向十二点十七分。卫生与社会服务局决定在城内这片低洼区域盖一座为死人服务的医院，时间在这里仿佛永远停在十二点十七分。
建筑物矗立起来又倾倒。轿车、货车不间歇的隆隆吼声像是远方满怀抑郁的海洋。脚下的地面则是布满垃圾、杂草蔓生的干土，又像渗透了毒液的海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上面生长，入夜之后又没有任何灯光。除了卡车司机、旅客和火车沿钢筋水泥的车道疾驶而过之外，没有任何生物在这里移动。
我开车经过这片黑暗，那白色的钟面看着我，宛如梦中那张惨白的脸。
我的旅行车从铁丝网护栏的开口驶入，停在我过去两年内几乎每天都去报到的灰色大楼后面。除了我的车，唯一的公务车属于指纹鉴定专家尼尔斯·范德。马里诺通知我后，我就立即打电话给他。自从第二桩勒杀案发生后，我就开始执行新政策：万一有新案发生，范德就立刻来停尸间与我会合。现在他已经坐在X光间，准备进行激光检验。
门外有光洒在柏油路上，两个医护人员正从一辆救护车的后门拉出一个放着黑色敛尸袋的担架。整个晚上都有尸体送来。在弗吉尼亚州中部，出现任何死干非命、死亡出人意料或死因可疑的情况，尸体都会被送到这里来，不分昼夜，不分时刻。
那两个身穿蓝色连身衣的年轻人看到我打开门进去，好像有点惊讶。
“你今天来得挺早，大夫。”
“在梅克伦堡发生的一起自杀案，”另一个人主动介绍道，“奔到火车前面一头撞死，五十英尺内都有他的残骸。”
“嗬！一块块的……”
担架跌跌撞撞地穿门进入贴了白色瓷砖的走道。那个敛尸袋不是有问题就是披撕破了，血从担架下面漏了出来，留下一道斑驳的血迹。
停尸间有股特殊的气味，死亡腐烂的臭味用再多除臭剂也掩盖不了。就算蒙住我的眼睛，我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在清晨的此刻，那股气味尤为显著，比平时更难闻。担架喧哗着穿过空洞静寂的走道，医护人员把那自杀身亡的人推进了不锈钢冰箱。
我右转进入办公室。警卫弗雷德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咖啡，等着那两个救护车上的医护签发尸体离去。他坐在桌子的边缘避开不看。就算有枪指着他的头，也无法迫使他将任何尸体送入冰箱。从被单下露出的悬了名牌编号的冰冷脚趾对他有种特别的效应。
他斜斜瞄了一眼墙上的钟。他十小时的班即将结束。
“还有一具勒杀案的尸体要来。”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主啊，主啊，实在太不幸了！”他摇着头，“我告诉你，真难想象有人会做出这种事来。那些可怜的女孩。”他还在摇着头。
“马上就到，我希望你关好大门，尸体进来后也要一直关紧，弗雷德。好多记者都会来。我不希望任何人靠近这大楼五十英尺之内。我说明白了吗？”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严厉又尖锐，但我的神经像是吱吱作响的电线。
“是，是。”他奋力点头，“我会注意，一定。”
我点燃一支烟，拿起电话，戳出我家的电话号码。
响到第二声，柏莎就接了起来，她粗哑地说“喂”，声音像是没睡醒。
“只是问一下。”
“我在这里。露西一点也没被吵到，凯医生。睡得像块木头，压根儿没听到我进来。”
“谢谢你，柏莎，太感谢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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