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室内只听见他的鞋子发出低沉的声音。他缓缓从水槽里拿出海绵，开始擦拭桌子侧面，不再看我一眼。
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到无比受挫。
他只顾清洗，不再理我。
我觉得很难过。“温格？”我稍微让椅子后移，再次叫他，“温格？”他不情愿地走了过来。我轻碰他的手臂，说道：“对不起。我没有理由对你发脾气。”
“没关系。”他眼里的不安让我紧张起来。“我知道你很不好过。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都快让我发疯了，你知道。我坐在那里，心里一直在想可以帮上什么忙。你出了这么多问题，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我只是希望我能帮上忙……”
原来是这样！我不仅伤害了他的感情，还让他更加担忧。他在为我担心，他知道我最近像变了一个人，紧张的神经几乎要绷裂。说不定其他人也都看出来了。消息的走漏，电脑的侵入、贴错标签的玻片标本……也许哪天我被指为无能时，没有任何人会表示惊讶。
“这种事迟早会发生，”人们会说，“她崩溃了。”
别的不说，我睡不着。即使试着放松，心神仍像关不掉的机器。它不断搅动，直到我的脑子过热，神经像高压电线般嗡嗡作响。
为了振奋露西的心情，昨晚我带她出去吃晚饭，看电影。在餐馆和戏院，我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传呼器发出呼啸，又不断检查电池有没有电。我就是无法相信会平安无事。
下午三点我口述了两个验尸报告，又解决了一叠报告。正当我要进电梯时，电话铃响了。我奔回办公室，一把抓起听筒。
是比尔。
“我们还是照原计划见面吗？”
我不能说不。“我希望能看到你，”我用言不由衷的热烈语气答道，“不过我不确定我们在一起的事还值不值得你写信回家报告。”
“我不提就是了。”
我离开了办公室。
又是阳光普照的一天，只是更炎热，大楼周围的草地好像要烤干了。开车回家的途中我听广播说，如果再不下雨，将会损害西红柿的收成。今年春天的气候变化很大，同往年不同，一连多日风大且阳光普照。忽然之间，一大片乌云像大军压境般从天边掩杀过来，阵阵闪电把城里各处的电源切断，接着大雨倾盆而下，就像对一个焦渴的人迎面泼下一桶水——水流的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喝上一口。
有时我会惊叹于天气与人生际遇的相似。我与比尔间的关系仿佛就像天气的变化。他的强势进军不是没有某种力量之美，但我想要的是温存的雨水，静静滋润我寂寞的心。我期盼今晚能看到他，但另一方面又不想见他。
他如常在五点整开车到来。
“是好事，但又是坏事。”我们在后院的阳台点火烤肉时，他说。
“坏事？”我问，“我不相信你当真的，比尔。”
太阳已西斜，气温还是很高，云层从夕阳前飘过，使得大地时暗时亮。风开始加速，空气里隐含着变化。
他用袖子擦抹额头，眨眼看我。一阵大风将枝叶吹得乱颤，一张纸巾随风在阳台上乱窜。“我说坏事的意思，凯，是他可能已离开这个区域。”
我们离开闷烧着的炭火，啜起啤酒。我不能忍受凶手已经离开这一可能性，他得待在这里。至少我们熟悉他所做的事。我担心万一他到其他城市去作案，那里的警探与法医并没有我们的经验。而以往几次区域联合侦查的案例到最后都搞砸了。警察有强烈的地盘观念，每个调查员都想由自己来拘捕要犯，而且自认为比其他人都强。有时候他们甚至觉得某个案子是属于他的。
我想我也免不了会有这种占有欲。那些被害人成了我的责任，她们对司法的唯一期望就是将凶手缉捕归案，起诉判刑。如果凶手在其他地方被捕，就可能不在这里受审。我不能忍受那种可能性。这些在里士满惨遭杀害的女人结果只算凶手的习作、他的热身运动，她们的死一无价值，而我的努力也变得毫无意义。
比尔在炭上浇了更多助燃剂，然后离开火，看着我。他的脸热得发红。“你的电脑怎么样？”他问，“有没有进展？”
我迟疑了一下。我没有顾左右而言他的必要。比尔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遵照埃伯格的指示改变密码，或采取任何处置来“保卫”我的资料。上星期一比尔就站在我旁边，看我将电脑设定在响应模式又开了回显，好像在邀请那个侵入者再度光临。我的意图也正是如此。
“不像有人进去过，如果你是问这个。”
“有意思，”他在深思，又喝了一大口啤酒，“不过却没道理。你不是认为这个人是想获得洛丽·彼得森的资料吗？”
“不在电脑里面。”我提醒他，“这些案子还在侦查期间，我们不会输入新的数据。”
“所以这个案子不在电脑里。但除非她去查，否则她怎么会知道？”
“她？”
“她，他……不论是谁。”
“她——他——不论是谁第一次去查的时候，都没有拿到洛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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