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但很有可能。楼下的门上了锁，我们得撞进来。但外面，”他再朝窗户看了一眼，“梯子下方的草很高，没有留下任何脚印。星期六雨下得很大，对我们没有丝毫帮助。”
“这里有空调吗？”我在起鸡皮疙瘩，房间内的空气不流通，又湿又热，并且弥漫着腐烂的气息。
“没有，也没有风扇。一个也没有。”他伸手去擦他发红的脸。他的头发像灰绳子似的黏在潮湿的前额上，眼睛布满血丝，眼眶一团乌黑。他看上去有一个星期没睡觉、没换衣服了。
“那扇窗是锁着的吗？”我问。
“两扇都没有……”他一脸诧异，我们同时转向门口。“见什么鬼……”
有个女人在楼下门厅里尖叫。杂乱的脚步声和男人的说话声随即传来。
“滚出我的家！噢，上帝……滚出我的房子，你这狗娘养的！”那个女人尖叫道。
马里诺突然越过我，大步流星地冲下楼梯。我听到他在和人说话，尖叫立刻停止，喧闹转为低语。
我开始检查尸体的外部。
她身体的温度同室温一样，死后的僵硬已经发生过又停止。她死后不久，身体僵硬变冷，后来外面的温度上升，尸体的温度也跟着上升，最后尸体不再僵硬，好像刚死的震撼已随时间消逝。
我不需要拉开全部被单就知道下面的情景。一时间，我无法呼吸，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我轻轻把被单放回去，脱下手套。这里没有什么可检查了。没有。
听到马里诺再次上楼，我转过头，想告诉他，要他确定尸体送到停尸间时，必须包在被单里。但那些话哽在喉咙，我诧异得无法开口。
马里诺与艾比·特恩布尔就站在门口。马里诺在想什么？他疯了吗？艾比·特恩布尔，王牌记者，和她比起来，大白鲨只能算是金鱼。我注意到她穿着凉鞋、牛仔裤，上衣是白色棉布衫，没有塞进长裤。她没化妆，也没带录音机或笔记本，只有一个帆布包。她直勾勾地望向床上，脸因恐惧而变形。
“上帝！不，不！”她伸手捂住张开的嘴。
“那么是她了。”马里诺低声说。
她靠近一点，双目圆睁。“上帝！汉娜！噢！上帝……”
“这是她的房间？”
“是的，是的！噢！上帝！上帝……”
马里诺一偏头，示意一旁的警察送艾比·特恩布尔出去。我听着他们的脚步声和她的低泣声逐渐远去。
我轻轻地问马里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嘿。我永远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是她在尖叫。”我麻木地接下去，“对警察尖叫？”
“不。鲍尔斯刚好下楼。她对他尖叫。”
“鲍尔斯？”我不能思考。
“倒也不能怪她。”他径直道，“这是她的房子。难怪她不想看到我们在这该死的地方到处爬，但偏不准她进来。”
“鲍尔斯？”我像呆子似的又问了一遍，“鲍尔斯告诉她，她不能进来？”
“还有其他几个家伙。”他耸耸肩，“找她谈话可能很有意思，完全不可思议。”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床上的尸体，他的眼睛里有某种想法闪过。“这位女士是她的妹妹。”
二楼的客厅满是阳光与盆栽，最近刚花费不菲地整修过。发亮的硬木地板几乎完全被一块白底有淡蓝绿几何图案的印度地毯盖住，白色的沙发上放着有棱有角的浅色小靠垫，白色的墙上挂着很多惹人艳羡的里士满画家奎格卡波的作品。房间的布置没有考虑实际功能，我猜艾比完全依自己的喜好而设计。她那冷色调的小窝令人印象深刻，显示出屋主的成功与冷眼看世人的态度，这种印象与我对其创造者的评估似乎相去不远。
她蜷缩在白色皮沙发的一角，紧张地抽着一根细长的香烟。我从来没有近看过艾比，她的长相奇怪得惊人，眼睛呈不规则形，一只眼比较绿，丰满的嘴唇与突出的鼻子好像不属于同一张脸。她留着棕色垂肩的头发，有些已经开始变得灰白。颧骨很高，眼角与嘴角遍布细纹，腿长而纤细。她与我年纪相仿，可能还年轻几岁。
她瞪着我们，眼睛像受惊的鹿一样眨也不眨，陪伴她的警察离开了，马里诺轻轻关上门。
“我很抱歉。我明白这对你来说有多困难……”马里诺念出一贯的台词。他平静地解释，她回答所有问题很重要，记起所有和她妹妹有关的事——她的习惯、朋友、常做的事——细节越多越好。艾比呆坐在那里，一言未发。我坐在她对面。
“据我所知，你出城了。”他开始提问。
“是的。”她的声音发抖，身体也是，好像很冷，“我星期五离开家去纽约开会。”
“哪种会议？”
“一本书。与我的经纪人有约，我们在磋商一本书的合约。住在一个朋友家。”
玻璃咖啡桌上的录音机平缓地转动。艾比空洞的眼睛瞪向它。
“你在纽约时曾打电话给你妹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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