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轻伸出一指，挑起环绕在洛丽·彼得森脖子周围的电线，她肌肉上一道愤怒的红色深沟暴露出来。边缘并不清楚……绞杀的过程比我原来设想的更缓慢。我看到被电线擦伤的痕迹出现在好多地方。套索的松紧程度让她勉强活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之间收紧了。电线上好几处有亮光，其他再无线索。
“试试她脚踝上的绳索。”我轻轻地说。
我们移到下面。有同样的白色亮光，但并不多。在她的脸、头发和腿上，都找不到一点类似残余物。手臂上有一点，很多在胸和手臂上方。手腕被野蛮地绑在背后，而电线上有好多细小的白光。另外，在她被割开的睡袍上也有。
我离开桌子，点燃烟，开始重建可能发生的情况。
凶手手上有某种物质，只要他一碰被害人，那种物质就会沾上去。洛丽·彼得森的睡袍被扯下后，他可能去抓她的右肩，所以在她的锁骨上留下了指纹。有一件事很确定：这种物质在她的锁骨上最多，他一定最先碰她那里。
这就怪了，好像很合理，其实却不然。
从一开始，我就假设凶手立刻绑住被害人，她们很可能被迫屈服在刀锋下，然后凶手才把她们绑起来，割开她们的衣服或干下其他罪行。他碰的地方越多，手上的那种物质就越少。但为什么在她的锁骨上会有这么多？当他一开始攻击时，是不是这部分肌肤已经暴露了出来？我并不这么认为。她的睡袍是那种紧密的棉布，柔软有弹性，看起来就像一件长袖运动衫，上面没有纽扣或拉链。唯一的穿法就是套头，她的锁骨部位应该在衣服下面才是。如果她还穿着睡袍，凶手不可能碰到她的锁骨，而且这次的分量之多前所未见。
我走到外面的走廊，那里有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官靠着墙在聊天。我要其中一个用无线电通知马里诺立刻给我打电话，听到马里诺破锣般的嗓音在无线电那一头响起。我在停尸间的硬砖地板上踱来踱去，周围是发亮的不锈钢桌、水槽和放满外科手术用具的推车，有个水龙头在漏水，消毒剂的气味总是甜得令人恶心，只有在还有更难闻的东西存在时，那股气味才勉强让人能够忍受。桌上的电话像在嘲弄我似的保持寂静，马里诺知道我在电话机旁等待，显然，他很高兴有机会让我等待。
从头回想到底在哪一点上出了错是件很无聊的事，但有时我还是禁不住会想。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对马里诺很客气，我很有礼貌地用力同他握手，但他的眼睛像两枚肮脏的硬币那样平板无神。
二十分钟后，电话铃终于响起。马里诺还在彼得森的家里询问死者丈夫，套句警探的老话，那个男人像茅坑里的耗子般不上道。
我告诉他那些会发光的残余物。我重复以前对他作过的解释，那种残余物可能只是一般的家庭用品。那个神经病凶手不知怎的把它加进他杀人的仪式之中——婴儿润肤粉、油膏、化妆品、清洁剂等等，都有可能。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排除了多种可能性，目的就是要先剔除各种可能的物品。如果这种物质并不是他杀人仪式的一部分……老实说，我也不认为这会是他杀人仪式的一部分，那么可能只是他身上刚好有，也许连他自己都未意识到，但这个线索有一天说不定会把我们带到他工作或居住的地方。
“嗯，”马里诺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好，我会到柜子之类的地方找找看，不过我有自己的看法。”
“什么？”
“那男人在演戏，对不对？每周五他都得排戏，所以回来得这么晚。告诉我，我说得对不对：演员脸上会涂很浓的油彩？”
“只有彩排或正式演出时才涂。”
“嗬——”他拖长了声音说，“据他说，他回来前正好有彩排，然后就发现他太太死了。我的脑袋里有个小声音对我说——”
我打断他：“你有没有他的指纹？”
“嗯，有。”
“把他的指纹放在塑料袋里，回来后直接交给我。”
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也没心情详加解释。
挂电话前，马里诺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去。我有种感觉，会在这里待上好一阵子，我可不是和你开玩笑。”
看来不到星期一我是看不到他或那指纹了。马里诺找到了他的嫌疑人。他和其他警察一样，经常这样推论。即使一个男人像圣人般无瑕，但当他太太死在西雅图而他本人远在英国时，警察还是会第一个怀疑他，永远是这样。
枪杀、毒杀、毒打、刀杀是一回事，但这样残酷的谋杀是另一回事。做丈夫的很少会有这种兴趣，把自己的太太绑起来强奸并勒死。
我想我太疲倦了，才会觉得这么挫败。我在凌晨两点三十三分起床，现在已是晚上六点。那些来停尸间的警察早已离去，范德在午饭时刻回家，我的一个验尸技师温格接着也离开了。除了我，整座大楼没有另一个人影。
平时渴望的安静现在却让我神经紧张。我一直在发冷，双手僵硬，指尖几乎发蓝。每次前面办公室的电话铃响，我都会吓一大跳。
除了我，没人担心我的办公室是否够安全。我要求增加必要安全措施的预算一再遭拒。局长只想减少支出。照他想来，就算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门户洞开欢迎光顾，也不会有贼来——尸体比警犬灵光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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