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不应怀疑他在讽刺人，他也没有打算讥讽我。这仅仅说明将军已经跨越了那道看不见的门槛，这道门槛把智慧的成熟与脑子的退化分隔开来，他以其独具的果断精神，迈着有节奏的正步跨过了它。曾几何时，他就是迈着这种步伐率领自己的部队走过红村的街道。
显而易见，儿子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他。
“还要进行搜查吗？”老头子郑重其事地问道。
“只得如此了。”
他点头表示同意，“我理解，我理解……这是公务！”
他总是以一种天真的景仰心情对待诸如公务、纪律、官衔和统治权力之类的事。在把我送到前厅时，他讲了一件团里的趣事：以一个士宫正在涅瓦大街上行走，忽然皇帝陛下，故去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愿他早升天堂，突然出现了……这位士官，很自然罗，立正，站得笔直，气也不敢出，活象一尊塑像，只有胡子梢在颤动和马刺微微晃动，发出响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看见了他——一切都合乎要求：这个和善的小伙子很懂得队列条令，就象浇铸似的站着不动，连蜜蜂钻进他的鼻孔，他都不敢打喷嚏。这才象个当差的！皇帝问道：‘你到哪里去？’那个士官竭尽全力高声喊道；‘报告陛下，到车库［在俄语里，‘车库’一词不变格，在这里变成了第四格。——译者注。］去’皇帝宽厚地笑了笑，和蔼地对他说：‘傻小子，’他说，‘根据俄国语言修辞学，车库这个词是不变格的。’可是士官却不同意，他说：‘那可不敢，陛下！’‘怎么不敢，小傻瓜？’‘就是不敢，’他回答说，‘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切都要变的！’怎么样，啊？”老头子陈味地笑了起来。“要知道他是对的，也很滑头：在最高权力面前一定要贬低自己表示臣服，无论是人，无论是动物，也不论是植物，统统都得如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语法不语法！”
我在前厅里见到了沃尔任宁，他已没有必要在院子里呆下去了。水兵的脸红红的，头发被水弄湿了，粘满了木屑的棉袄敞开着，在赤裸的胸膛上刺着红字：“消灭全世界的资本家！”在字的周围是由链条和铁锚组成的别出心裁的图案……
“你怎么啦，敞胸露怀的，是劈木头了吗？”我关心地问道。
“是的，”他无不骄傲地肯定道，“只是请你，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不必为我担心，我在风雨里久经锻炼，只要干活，那就什么小病也不会得。我连劈带锯干了一阵子，汗水把衬裤都浸透了，象是洗了个澡……”
“消灭全世界的资本家……”是的，不过瓦西里·梅斯梅尔不难明白：他父亲的住所已被监视。
“舰队迎接皇上驾到要放三十一响礼炮。”老头子在此时此地说这些话似乎不大合适，“全部桅旗，司令旗和海军上将的旗都得降半旗。”
“说的真对，老爷子！”沃尔任宁肯定道，并向我使了个眼色。“对于这种事他倒挺在行，是吗？”
“是的……这跟你们不同。”我点了点头。
三
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屋顶上逛荡够了就立即去找克贝尔或者法衣圣器室的执事，这种可能是极少的。看来人他已看出了风势，会做出相应的推断。虽然，“可能性极少”，总还是有可能的。因此我决心来个先发制人，并为了避免时有发生的例外，就派沃尔任宁去找博林，这时他正在珠宝匠家里搜查。水兵要把我们扑空的情况告诉他。我还让水兵带去一张字条。如果瓦西里·梅斯梅尔仍要会见克贝尔的话，请他采取措施逮捕瓦西里·梅斯梅尔。同时派苏霍夫同彼得格勒刑事侦察局的干部一道去克里姆林宫。苏霍夫负有的使命是；既要悄无声息地抓到梅斯梅尔，又要暂不惊动修士大司祭。至于季米特里，数小时后我们还要在刑侦局见面，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得知上校已到了莫科斯，更不能让他察觉到我们对他和瓦拉穆修道院的苦行修士感兴趣。总之，季米特里知道得越少，对案件越有利。
应当估计到梅斯梅尔会试图用电话同季米特里取得联系。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没有安装电话，而在东正教主教公会办事处和修道院里约有十台或十二台电话机。
所有的电话机，显而易见，不会同时坏的。如果对电话总机搞些维修或者某段电缆出了故障，当然都是“偶然的”，行得通吗？
我给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队打了电话，警卫队副队长听完我的意见后，说：“可以做到。我们将进行维修。”
“什么时候？”
“现在就开始。您需要几个小时？”
“五到六个小时。”
“那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就下命令。”
现在瓦西里·梅斯梅尔已不可能用电话同季米特里取得联系了。他只能去冒险，或者采取慎重态度，不和法衣圣器室的执事见面。
还是先搜查一下梅斯梅尔家，或许能找到些什么。
“从哪个房间开始呢？”老头子问道，从他语调中能听出，他是诚心想帮我的忙。这不是因为他对儿子不好，而是因为在权力面前一切都得起变化，甚至连语法规则上不能变格的单词也应该变。这种观念从小就灌输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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