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炮击是教会发起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借口。一份有号召力的，标题为“来自圣克里姆林宫的求救声”的呼吁书，很快就被刊印问世，主教会以惊人的速度选举出一个委员会搜集践踏莫斯科圣址的事实，并委托涅斯托尔主教写一本《炮击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也很快问世了。毫无疑问。季米特里以与众不同的狂热参加这些活动，布尔什维克成了他信仰的上帝的私敌，因而也成了他本人的私敌。当我受市苏维埃主席团的委托参加制定维修的预算时，卫戍司令的助手同我一道去察看建筑物的损坏情况，陪同我们的季米特里竟然认不出我来了。他回答问题时怒气冲冲，双眉紧锁，态度生硬。修士大司祭固执地重复“炮轰克里姆林宫”这句话，终于把为人和善、性格恬静的卫戍司令的助手惹火了。
“修士大司祭公民，我们开枪不是要射击克里姆林宫，而是打盘踞在克里姆林宫里的白匪强盗。”他说。
“那是些孩子。”季米特里说。
“不是孩子，而是士官生，”卫戍司令的助手反驳道，“士官生不是孩子。孩子玩的是玩具，而不是步枪和机枪。孩子不会开枪，只会喝粥。平心而论，与其说我们，还不如说你们，信徒们，对炮轰负有更多的责任。”
“这怎么解释？”
“是谁允许士官生们把机枪架在救世主基督修道院的钟楼上、伊维尔小礼拜堂和谢尔盖大教堂上的呢？是你！如果钟楼上不架机枪的话，就不会用大炮去轰击。”
“教会不能，也绝不允许任何人用武器去亵读教堂。”
“修士大司祭公民，这已是事实了！”
“这不是事实，这是对实际情况的不同理解。”季米特里反驳道，“如果争论的焦点在于某些钟楼上架设了机关枪，那么，这不是教会的过错，而是某些神职人员屈服于暴力和过分恐惧的结果。你们十分清楚，俄国东正教公开声明自己的中立地位和号召武装人员停止兄弟间的残杀。”
“清楚，”卫戍司令的助手说，“当我们把他们压下去的时候，你们就呼吁停止战斗．与此同时，邱道夫修道院却在祈祷战胜布尔什维克……算了吧，尊敬的修士大司祭大人，不管谁对谁错，我们不追究了。”
炮轰克里姆林宫不仅使建筑物受到了损坏，同时也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就是脆弱的，不稳定的。
室外已是黄昏。我打开了灯。
是的，很难把季米特里和他的上帝同不可相容的东西统一起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什么是暴力——历史的接生婆，不会理解为了修建共同幸福之道必须使用斧头、叉子、机枪和大炮，而不是忍耐和友爱。
“我的老兄，我说的话你根木没听进去，”卡尔塔绍夫用责备的口吻说，“看来我白费唾沫了，是吧？”
“为什么是白费唾沫？你的见解应当很好地考虑。”
“听伴奏曲？”
“好象是这样。”
卡尔塔绍夫轻轻地揉着肚皮．笑道，“看来，你也是厨师的孩子啦，对吗？”
“是牧师的儿子。”
“哎，这大同小异，尽管宗教界被看做特权阶层。牧师、圣堂工友和朗诵圣经的职员在斯捷潘·拉辛或叶梅尔卡·布加乔夫起义的时候，都曾指挥过起义军，彼得洛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亚历山大还亲自为叶梅尔卡打开了萨兰斯克的城门，这不足为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俄国东正教教徒是在十九世纪前就被征去当兵，遭受过鞭打，用白桦树枝抽打他们。还能谈得上对君主的忠心吗？桦树枝子做成的鞭子——可不是黍米饭，也不是荞麦粥，得不到任何欢乐……”
我站了起来。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和有益的谈话。”他得意地笑着，也站了起来说：“按照俄国的表达习惯，可就简单多了：‘啰嗦够了——该告辞了！’”他向我伸出了胖呼呼的手，又说道：“只有一个请求。如果找到了披肩和“巴图林斯基的汤盘”——请通知一声。我会自己跑来的，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就满足了。”
“如果找到了，我很愿意这样做。”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我想，我们俩人会更早一些见面的。要知道，你非常了解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情况，是个行家。”
“科萨切夫斯基先生，厨师的孩子都能做到这一点。”他说，“厨师的孩子都能做到。”
二
从修士大司祭的外貌上很难找到出家人的温顺美德。他高傲着头，两肩不宽也不窄，双肩的优美线条更加衬托出了交叉地挂在脖子上的象征着十字架的两根肩带，胸前佩戴着满是花纹的银质十字架。在极为讲究的真丝绸长袍的扣眼上是一种更为小巧的十字架，这表明法衣圣器室的执事完成了论文答辩并成了神学硕士。
他迈着刚毅而又轻快的步子走进了办公室。厌恶地皱起了被黑色僧帽包着的额头，吸了一口满是烟雾的混浊空气。这时会听到他那句口头禅：“列昂尼德，你的烟吸得太厉害了。”也正是从这句老生常谈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夜间对话。每当失眠和头疼时，瓦拉姆修道院的首席神甫就到圣岛上来找我，我在这儿得到了一间简陋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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