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理解什捷伦大动肝火的原因：她很不喜欢格雷兹洛夫过问肮脏而愚蠢的巴里丑闻，联盟为此事被迫放弃所持有的毫不动摇的原则，萝扎真诚地认为，上述原则是存在的不能帮助和支持那些“国家主义者”，他们幻想的是把革命引入死板的模式中去，给那些虔诚膜拜人民天性的“真正革命者”设置障碍。
她很认真地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这次会令不快的义务，并竭力完成它。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把一切搞复杂了。萝扎企图借助我和苏霍夫让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了解对盗窃国宝案的侦破情况，稍微迟来的“老爷子”和季马也想协助她。
谢苗“同志”沉默不语，把蓬乱的头发弄得更乱。
三位知名人士都在给我施加压力，需要明确的答复，需要获得详细情况以及挑逗性的问题接耀而至：
“在法衣圣器室里发现了犯罪分子留下的什么痕迹？”
“根据这些痕迹能确定什么吗？”
“谁有盗窃嫌疑？”
“审讯了哪些人？结果如何？”
“掌握了哪些证据？”
“你们最近有何打算？”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我和苏霍夫难以对付。我们俩人事先就说好不向无政府主义分子介绍侦破情况，但是不回答是不行的，所以不得不想出一些推托之辞和模棱两可、不致招惹麻烦的回答；要么就干脆说句笑话敷衍过去。谁能窃走宝物呢？如果我们知道是谁，那我们现在就不会坐在无政府大厦里……
初步推测吗？那就太多了。为什么要白白浪费象什捷伦，“老爷子”，和李图斯这样大忙人的宝贵时间呢？谢苗“同志”为什么需要知道我们的初步推测呢？这只会把他弄糊涂。审讯吗？只是走形式，绕来绕去兜圈子，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萝扎·什捷伦对这些回答很恼火，可是火暴性子的“老爷子”的声音却变得越来越温和，用雷恰洛夫的话来说，每当戗着毛抚摸他的时候，他总是这样……不知为何“老爷子”迫切地想让我们摊出全部底牌。当他终于确信自己的努力是徒劳时，就用蜜糖般的声音说：“工作得不好哇，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太不好了！”
“简直糟透了！”我欣然表示同意。
“法衣圣器室被盗已经十多天了，对吗？”
“差不多。”
“你们至今却什么也没搞清楚。”
“唉！”
“这么说，我们是一无所获了？”萝扎问道。
“看来，是这样。不过，如果上百万德军都不能使联盟不安的话，”我说，“那么，联盟可以利用自己在刑事犯中的广泛和多方面的关系协助我们破案。”
老头子善意地笑了。
“联盟真的就对付不了几个盗窃犯吗？”我又反问道。
萝扎把苦水往肚子里咽，只是微微地皱起了眉头，而“老爷子”仍然面带笑容说，“我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使谢苗同志为难。”
他这句话说的如此甜蜜，使我要咽口水了。
“困难是困难，”我表示同意，“不过困难能把我们吓住吗？要知道，我们为消除因巴里一案落在无政府主义者格雷兹洛夫同志身上的嫌疑也是很艰难的，可是，我们几乎把它排除了……”
“几乎吗？”李图斯问道。
“几乎，”我肯定道，“当我们找到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和盗窃犯时，我们会最终排除这种怀疑。”
李图斯哈哈大笑，而“老爷子”仍坚持说：“我们当然要竭尽全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让谢苗同志给予实际的帮助确实是困难的。”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头发蓬乱，厚嘴唇的谢苗“同志”一直在默默地嗑瓜子，从旁观者来看，好象这一切都同他毫无关系。
“你干吗不吭声？”苏霍夫问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
谢苗“同志”用舌头舔了舔嘴唇，露出笑容。在这个年轻人的微笑中包含着友善和狡诈。
“当大伙儿都白费口舌的时候，我独自安静一会儿也不能算是罪过……”
“你打算一直沉默下去吗？”
“不，不会太久的。”
“那么，你想说什么呢？”
“如果提出要求，那么，我认为，我们肯定能找到那些干坏事的家伙。”
“不用搞审讯笔录吗？”苏霍夫冷笑了一声。
谢苗“同志”用手指敲着自己的额头。
“我搞的笔录比你们的要全，应有尽有。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就能找到失物并归还原主。我们了解内情。”
“你打算怎么去找？”
“这是我自己的事，是我们联盟内部的事。”
看来，在“老爷子”的计划里并没有估计到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的声明。他不再笑了，愁眉苦脸。萝扎困惑地耸了耸双肩：为了说出这么几句话，还用得着沉默那么长时间。
季马·李图斯有个令人羡慕的优点：他总是那么乐观，此刻兴高采烈地说：“联盟培育出了多么出色的雏鹰，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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