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亭可机场迎接我的一小群人中，我认识大多数面孔；有朋友也有敌人，他们仿佛都很高兴看到我——特别是夏皮罗总工程师。
“你好，勒夫。”当我们开着旅行车离开机场时，我说，“哪儿有毛病了？”
“我们不知道。”他很坦率地说，“这是你的事儿——找到它们，然后再安装好。”
“好吧，那出了什么事？”
“在全速运转实验中，每一部分都运转良好。”他回答说，“到星期二的凌晨１时３４分，发电量只达到估计量的百分之五。”他做了个鬼脸。很明显，他心中铭刻着那一时刻，“接着电压开始剧烈地波动，我们切断了电路载荷，然后观察测量仪。我想一定是哪个愚蠢的船只钩住了电缆——要知道我们一直在尽力避免这类事故的发生——我们只好打开探照灯在海上四处搜寻。到处不见一只船影。那么，谁会在一个晴朗平静的夜晚，力图在港口外停泊呢？”
“除了观测数据和做实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到办公室后，我会给你看所有的记录。四分钟后，电路全部打开，我们能准确地发现哪儿短路了，自然毛病就出在最深的海底，在那个栅栏那儿。就是在那儿，而不是在系统的这一端。”他阴郁指着窗外的景色，又补了一句。
我们驱车途经“太阳能源地”——相当于老式热力机的锅炉。这个设计思想是俄国人从以色列人那里借来的。设计极简单：一个浅浅的湖，底部全刷黑了，里面装着浓缩的咸水。这个储热器功效较高，太阳的辐射使液体温度高达华氏２００°。热电系统的“热”栅栏一端便浸在池中。许多电缆将它们同我负责安装的那个在深海处的冷端能源片相连，“冷端”正巧位于进入亭可港的，３００英尺深，水温低于海面５００的水下峡谷中。
“你检查过地震活动了吗？”我并不抱多少希望地问。
“当然做了。在地震仪上投显示出什么。”
“想没想到过鲸鱼？我提醒过你它们有可能来找麻烦。”
一年多以前，当我们把主要的导线伸进海中时，我告诉工程师们，在南美某地，海面以下半里的地方，曾有过一只溺水的巨头鲸绞在海底电报电缆上的事情，就我们所知，差不多有一打类似的事情发生——不过，这一次看来并非是鲸鱼之过。
“那是我们考虑到的第二种情况，”夏皮罗回答道，“我们去过渔政部、海军和空军基地，海岸边没有一只鲸鱼。”
我听到此时有人说到“阴谋”这个词，这令我不舒服，我不想再推理了。像所有瑞士人一样，我有语言天赋，我也懂一些俄语。根本不需要做个多么高明的语言学家就能听明白“阴谋”这个词的意思。
这是季米特里·卡尔普欣说出来的，他是这个工程的政治顾问。我不喜欢他。那些工程师也很讨厌他，经常有点过分地羞辱他。卡尔普欣是极保守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从斯大林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对苏联以外的所有事情都表示怀疑，而对他们国内的情况也时刻警惕。他最喜欢用“阴谋活动”这个词来解释一切。
当然了，如果亭可能源工程失败了的话，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会为此伤心的。从政治上讲，这涉及苏联的威望；至于经济方面，工程关系到上亿的资金。如果水热工厂获得成功，热能就会同石油、煤、水能、特别是同原子能相匹敌，产生极大的效益。
然而我并不真正相信有阴谋活动，毕竟冷战结束了。有可能某人起了愚蠢的念头想拿走一个栅栏，但这又似乎不太可行。我可以用我的指头数出全世界能处理这个问题的人的数目——他们中有一半都在我手下干活。
当天晚上，水下电视摄像机就运来了。整整一夜，我们都忙于调节照相机、监测器，以及将一条一英里长的同轴电缆固定在一艘汽艇上。当我们驶出港口时，我想我是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防波堤上，但是他离我太远以致我看不清楚，并且我脑袋里别的念头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你一定得明白，我不是一个好水手；我只喜欢呆在海面下，并乐此不疲。
我们仔细地将船靠在圆岛的灯塔旁，位于海底栅栏的正上方。那架自动控制摄像机看起来像个深海潜水器，从船舷边我们将它放进了海中，而我们则通过监测器观看它摄得的图像，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了海底的一切。
海水极清澈，也很空旷，但当我们接近海底时，我们发现那儿有些生命的迹象。一只小鲨鱼跑到我们面前，两眼直盯着我们。然后是一个一张一吸的水母飘过来，它跟在摄像机后面像只大蜘蛛，它的像头发般的无数触脚扭曲纠缠在一起。最后，倾斜的谷壁出现在视野里。我们正好看到目标，因为那儿有着很粗的电缆伸到深谷中。我在六个月前对设备做最后一次检查时看见过这些电缆。
我打开低能喷射器，然后让摄像机沿着动力电缆沉下去。电缆的工作状态似乎良好，它们被我们安在岩石里，由钢锥固定得很稳。直到我看到栅栏时，才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
你见到过汽车撞到灯柱上时，散热片被撞得七零八落的情形吗？这个栅栏的一部分看起来正像那样——抖散了架似的。栅栏完全变了形，就像一个疯子用大锤子猛敲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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