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大使馆的路上我心中一直焦虑不安，我尽量想搜寻一些辩护辞，以免在我们这边出什么岔子。但是我无法预料到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和俄国人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协议。最后一项任务是在六个月前按时完成的，并且完成得令他们十分满意。
不过，现在他们又不太满意了，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米哈伊尔·冈察洛夫这个商务专员，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曾告诉我所有他知道的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并不算多。
“我们刚刚收到从锡兰发来的紧急电报，”他说，“我们希望你立刻到那里去，热液处理装置出了问题。”
“哪一类问题？”我问。当然，我立刻就意识到问题一定是出在深水区域，因为只有在那一部分遇上麻烦才会来找我们的。俄国人把陆地上能干的事儿都解决了，但是他们不得不来找我们在３０００英里深的印度洋深海里，帮他们安装栅栏。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公司敢坚守这样的信条：“任何工作，任何深度。”
“我所知道的是，”米哈伊尔说，“现场指挥的工程师报告说现场出现了严重的崩漏现象，可是，三个星期后锡兰总理就要为工厂开工剪彩，莫斯科方面如果听到工厂无法开工的消息肯定会感到恼火。”
我迅速地回顾了一下合同中的惩罚条款。这项目似乎是包含在内，因为客户已经签署了接收合同，这就意味着承认我们的工作符合规格。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证明是我方的疏忽的话，虽然可以免去受法律起诉，但这仍然会造成极大的商业损失。对个人的影响会更严重，因为我曾经担任“亭可深海公司”的技术总监。
请不要叫我潜水员，我讨厌这名字。我是个深海工程师，我使用潜水设备就像飞行员使用降落伞一样。我的大多数问题都是用电视和远距离遥控的机器人来完成。当我确实要亲自入海时，我便乘坐一个有外部操纵器的微型潜水艇。因为它有像龙虾一样的钳子，所以我们叫它“龙虾”。按标准设计模式来说，它一般可以在５０００英里深的地方作业，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处作业。如果粗略地估计一下，你每下降１英尺便会花去１美元，再乘以１０００美元／小时，这便是用它工作所花费的成本。
我听见米哈伊尔说，一架喷气式飞机在苏黎士等我，可是我怎么能在两小时之内到达机场呢？不管怎么说我明白，俄国人是在谈正事。
“你想，”我说，“我不能不带设备徒手操作——即使就是检查一下，也必须配备几吨重的设备。除此之外，我的工具都留在斯佩齐亚。”
“我明白，”米哈伊尔无情地回答，“我们将准备另一架喷气机。一旦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时，马上从锡兰发个电报来，十二小时之内为你送到现场。但是千万不能告诉其他人有关此事的任何情况。我们希望这个秘密不会被泄露给第三者。”
我同意了，因为这也是我的麻烦。当我离开办公室时，米哈伊尔指着墙上的日历说“三周”。然后把他的手指卡住喉咙。我知道他并非是指他自己的脖子。
两小时后我飞越阿尔卑斯山，通过无线电给我的家人道别，心中同时在问自己，为什么不像其他明智的瑞士人一样，成为一个银行家或进入手表业。这完全是皮卡尔和汉内斯·凯勤的过错，我恼火地告诉自己。为什么他们要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偏偏选中瑞士来开创深海作业的业务？接着，一想到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会很少有时间睡觉，于是我设法睡了一觉。
我们在拂晓时分降落在亭可马里。这个巨大而地形复杂的海湾，像迷宫一般，布满了海角、岛屿、交叉的水路，以及大到可以容纳全世界所有海军的水坞，我从来都没有搞清楚过。当我俯视印度洋时，可以在临海的陆地处看见一座白色的指挥大楼，光华耀眼。它的选址纯粹是为了宣传——当然幸亏我不是俄国人，要不我会称它“公共关系处”。
我并非真的想责备我的客户，俄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此骄傲，他们曾信心勃勃开始试验并最终地控制了海洋的热能。这次并非第一次进行这种实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法国科学家乔治·克洛德曾经试过，但失败了。５０年代在非洲西海岸进行了另一次规模更大的实验。
所有这些项目依赖于同样的令人吃惊的事实：即使在热带，海面以下一海里的水温都接近于零度。上亿吨的水中如果存在水温差异，那就说明水中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这对于来自能源欠缺的国家的工程师来说是个绝好的一试身手的机会。
克洛德和他的后来者们用低压蒸汽机来提取能量，而俄国人则用更简单也更直接的方式来做。人们用了一百多年时间了解到，如果物体的一端是热的，而另一端是冷的，那么就有电流通过这个物体。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俄国科学家才开始效力于将热电效应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但他们设计出的最早的装置并不十分有效——尽管他们利用煤油灯发出的热启动了成千上万的收音机。到了１９７４年，他们有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具体情况到今仍未完全揭秘。我曾将能源片安在系统的冷端，但我并未亲眼见到这些设备；它们完全被防腐漆覆盖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栅栏，就像把许多过时的蒸汽散热器焊在一起的筛状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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