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了不少事。」
「戈爱兰律师到达前，我们先私下谈谈。」
他们进入一间小会议室。《老师》前前后后告诉了作家有关枪击事件、人格分裂、亚伦租了一辆新跑车、如果法院取消答辩机会，亚伦将启程前往肯塔基继续接受吴可妮博士的治疗等等。
「上个月你失踪时，冒充你与我谈话的人是谁？」
「是亚伦，很抱歉。因为亚瑟知道，如果让你发现我们再度分裂的话，你会很伤心。通常他并不关心别人。我唯一能做的假设是，枪击事件影响了他的判断。」
他们持续交谈，直到戈爱兰到达为止，然后就出发前往兰开斯特法院。
戈爱兰向庭上提出分别由乔哈丁医师、吴可妮博士、柯丝薇医师、郭大卫医师以及谭如茜博士所提出的医学报告。报告中，均一致同意，1974年12月的『公路休息站』骚扰案与1975年1月的『葛雷西药房』抢案发生时，比利乃处于精神不健全的多重人格状态中。他们也都同意，当时比利并无能力协助他的律师葛乔治为自己提出辩护。
检察官路斯只传唤了一位证人，即布朗医师，他出席作证表示，被告十五岁时，他曾为被告诊疗，并且还送他到哥伦布市州立医院住了三个月。他还表示，在最近的医学科技下他会改变承认被告的病症为伴随多重人格而产生的分裂性障碍。但他又说，检察官曾派他前往雅典市与比利面谈，在那次探望中，比利或许不是真的多重人格者，因为多重人格者通常不会知道其他人格做的事。
步出法院时，戈爱兰颇为乐观，比利也很欣喜，因为他十分确定杰克森法官会接受四位德高望重的精神科医师的证言，而不是布朗医师。
法官向新闻记者透露，他将在两个星期内做出决定。
9月18日，郭医师见比利在公听会后心情一直很高兴，加上担心他可能再遭枪击，因此特别给予外出假。比利知道在妹妹家也不太安全了，所以决定前往纳许维尔的「赫金汽车旅馆」度假。他打算带着画架、颜料和画布去那儿，不受干扰地尽情作画。
星期二，比利用假名住进旅馆。他试着放松心情，但由于太过紧张，如何也无法松弛下来。作画时，耳边尽传来噪音。在搜索了房间和大厅之后，却发现噪音竟来自脑袋里──他自己的声音。他试毫不听，全神贯注在画笔上，但那些人仍在谈论，不是亚瑟也不是雷根，他无法立即辨认他们的口音，一定是那些《惹人厌的家伙》！现在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他无法工作、无法睡觉，而且也因为担心而不敢到妹妹家或返回雅典医院。
星期三，比利打电话给卢麦克约他出来。卢麦克到达时，看见紧张不已的比利，于是打电话给郭医师。
「反正你都值夜班，」郭医师说：「今晚你就在那儿陪他，明天把他带回来。」
有卢麦克陪伴，比利的心情轻松不少。他们在酒吧饮酒。比利谈到希望接受吴可妮的治疗。
「我会先在医院里待两、三个星期，直到吴可妮博士认为我可以到外面租屋独居为止。我想我办得到，即使有困难，我也能处理。然后，我会开始接受治疗，遵照她的指示去做。」
卢麦克静静聆听比利未来的计划、未来的新生活──只要杰克森法官能还他清白。
他们一直谈到深夜，到了第二天清晨，两人才上床睡觉。他们起床后吃过早餐，在星期四早晨开车回医院。
回到病房后，比利坐在大厅里老想着为何无法做一件正正经经的事，总觉得自己像个低能儿。或许是因为失去了其他人格给予他的能力吧？亚瑟的机智、雷根的强壮、亚伦的流利口才、汤姆的电子知识等；他觉得自己愈来愈笨，压力也愈来愈大。恐惧和压力持续高涨，噪音也不断扩大，色彩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他想回自己的病房，把门关上，大声叫喊、大声叫喊……
隔天，潘华达在咖啡店吃完午餐，同桌的朋友猛然离开座位跑向窗边。潘华达转身望去，目光凝视窗外的雨景。
「我看见有人，」朋友说，手还指着，「一个穿棕色军用雨衣的人跑过雷契兰大道桥，然后走下桥去了。」
「在哪儿？」潘华达踮起脚尖。但是，从飘雨的窗子，她只能看到桥上停着一辆车，驾驶员下车，朝桥的两侧张望，似乎在寻找桥下的东西或人。
潘华达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好去看看比利在哪儿！」她在病房楼上楼下奔走，询问其他护理人员和病患，并没有人见到他。她查看他的房间，他那件棕色军用雨衣也不见了。
查洛莉是病房主任，她走进护士站说有人打电话来，是另一位同事打来的，他曾看见比利在雷契兰大道上。这时，郭医师走出办公室，说他也接到一通电话，说比利在桥上。
每个人都开始慌张起来，他们不希望安全人员去找他，因为制伏很可能会激怒比利。
「我去找他！」潘华达边说边拿起她的外套。
巴卡达警卫开车载她前往。到达之后，她走下桥，在交错的管线间张望，然后顺着河堤走去，什么也没看到。当她回来时，她看见先前那辆车的驾驶员，她很惊讶那个人仍在那儿。
「你是否看见过一位身穿棕色军用雨衣的男子？」她问道。
那男子指向附近的大学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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