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什么纸条通知，」茱迪说，同时将纸条归档。「纸片丢了。我的意思是，由于我们伟大的档案系统，或许需要六个月或七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
接下来的几天，另外四封解雇通知书都被藏到档案柜里，而且当他们拒绝针对这些信件做任何回答，亚瑟最后也放弃开革他们的念头了。
「提出精神异常的抗辩，我们是否就会赢？」茱迪问。
史凯瑞点燃烟斗吐出一口烟。「如果柯丝薇、谭如茜、郭玛琳、乔哈丁和吴可妮愿意做证，犯罪发生时，比利正处于精神异常的状态。在俄州的法律规定下，我想我们会有很好的机会。」
「但以前你曾说，至今还没有任何多重人格者在犯下重大刑案后，能以精神异常的理由脱罪。」
「这个嘛……」史凯瑞微笑道，「威廉．密里根将会是第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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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乔哈丁医生发现自己正在与良心交战。他很清楚，比利毫无疑问已被融合或接近融合到可以接受法院审判的程度了，这已不再是问题。八月下旬的某个夜晚，乔哈丁尚未入睡，他正在审阅写给佛杰法官的文件，心中思忖着，是否能以多重人格做为罪行抗辩的理由。
他非常在意所谓「罪行责任」的问题，他担任自己的证词会被他人误用；果真如此，多重人格的治疗将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包括病人、医学界以及其他证人在内。但是，如果佛杰法官能接受他的说法──由于人格上的分歧导致犯罪行为而被判无罪开释时──那么这将会是俄亥俄州史无前例的判决，或许全国也说不定。
乔哈丁相信，比利对于十月下旬的罪行毫无控制能力。乔哈丁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更多的实情并引导至一个更新的领域，以便未来遇到相同问题时，经由暸解比利可为未来的社会有所助益。为了这个案子，他打了不少电话向专家请教，或与其他同事商讨。1978年9月12日，他写了一篇长达九页的报告给佛杰法官，在报告中他谈到比利在医学、社会以及心理方面的经历。
「病患提到，」他这么写，「在他的家庭中，母亲和小孩们均遭到肉体上的虐待，他自己就曾遭遇过残暴的虐待，其中还包括肛交在内的性虐待。依照病患的说法，这是在他八、九岁时发的事，一共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通常是他与继父在农场里独处时发生的。他说他很担心继父会杀他，他继父曾威胁道：『我要把你埋在谷仓里，然后告诉你母亲说你逃跑了。』」
在为整个案件进行分析时，乔哈丁指出，比利亲生父亲的自杀让他失去了父爱和关怀，这令他处在「不理性的权力压迫下，而极度的罪恶感导致他趋于紧张、冲突，同时造成一些幻想。」继而「受到继父为满足本身的不平衡，强加在他身上的性行为与虐待。」
由于幼时的比利看见母亲也遭继父无情鞭打，此种经验造成比利「有如身受母亲的恐惧和痛苦一般……」同时也导致他「陷入焦虑、不安的精神分裂状态，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迷幻世界中，而且他随时都会发生不可预测并且由不同人格出现在梦境里，这些事情再加上继父的轻视、肉体上的虐待和性虐待等行为，终于造成人格不断分歧的现象……」
乔哈丁医师做了以下的结论：「我的结论是，病患已有能力接受审判，他的多重人格业已完成融合……同时我仍认为在此之前，病患的心智有障碍，因此他无法为1977年10月下旬所犯的罪行负责。」
9月15日，茱迪将答辩状更改为：「无罪。由于被告精神异常，因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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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直到目前为止，关于这次的多重人格治疗，社会大众尚未知悉，只有相关的医护人员、法官与辩护律师知道这件事，这是由于公设辩护律师坚持该项治疗必须保密，否则如果让媒体发现了，治疗和审判都将更形困难。
蔡伯纳检察官也同意，他不赞成对外宣布，更何况法院也尚未进行任何听证。
但是，9月27日早晨，《哥伦布市快报》的头条新闻却刊登：
性格「融合」只为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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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报上的新闻在哈丁医院传开时，医院同仁便鼓励比利自己向其他病患说明，以免他们轻信来自外界的不正确传言。于是，比利告诉小组内的其他病患他曾被控诉的罪行，但因为他是人格分裂者，所以连他自己也不确定这些罪行是不是他犯下的。
电视晚间新闻也播报了相同的消息，比利看了之后，含泪回到自己的房间。
几天后，比利画了一幅画，画中的年轻漂亮女孩有一双怪异的眼神，根据葛兰护士报告指出，那是阿达娜的画像。
10月3日，史凯瑞驾驶旅行车前来探望比利，这样就方便载回比利的画作。他向比利解释，茱迪正与她丈夫前往义大利渡假，所以无法参加公听会，但她会赶回来参加法庭的审判。他们并肩而行。言谈中，史凯瑞为了让比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告诉比利，在公听会举行前，比利可能会被移往富兰克林郡立监狱拘留。
乔哈丁非常确定比利的人格已完成融合，从比利目前不再有分裂的表现，以及比利本人似乎已具有各种不同人格的气质现况中，他相信任务已经完成。起初，他会看到某个人的一部份和另一个人的一部份，但逐渐地，他觉得那是一种均衡现象，医院人员也有同感，所有各种不同人格的特征已可在一个人──威廉．密里根──的身上看见。乔哈丁表示，他的病人已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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