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她看着我。
“克雷顿不会不告诉我就去其他地方。”她说，“他在镇上的加油站有一份工作。他每天晚上都回家。他们在离这儿两英里的一个壕沟里发现了他的汽车，他不会把汽车留在壕沟里消失的，他们对他干了一些事。”
“谁？”
“那些想危害他的组织的人。”
“印第安人运动组织吗？”
“他有一次被痛打一顿。他们总是想伤害他。”
“谁打了他？”
“那些不好的人。”
“代斯马丢夫人，我想帮您查清楚，克雷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曾经提到过一些人的名字吗，一些找他麻烦的人的名字？”
“联邦调查局。他们来到加油站附近，用电话召人打他。”
“哈瑞·玛珀斯或者达尔顿·魏德林呢？你记得他提到过这些名字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向外看着天空，从一个哥本哈根罐里，拿出了一小撮鼻烟，放在嘴唇和牙床之间。尘埃颗粒在光线中旋转着。我谢过她，开车沿着通往乡间宅第的道路返回。
州长离开小镇了，一位警员在法院接待了我。
“我们大概四个月前调查过那个案子。”他说，这是个高大、瘦削的男人，穿着卡其布制服，他的注意力似乎更多地集中在香烟上，而不是和我谈话。“他的母亲和妹妹填了一份失踪人员报告。我们在壕沟里找到了他的汽车，轴承都坏了，钥匙不见了，备用轮胎不见了，收音机不见了，有人甚至从仪表盘上拆走了时钟。这说明什么？”
“有人拆毁了汽车。”
“是的，克雷顿·代斯马丢干的。那辆汽车正准备被回收。他和堂弟那晚在离那儿三英里的酒吧里，喝得烂醉，他们跑下马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之后他没有再回家？”
“能再问一遍您从哪儿来吗？”
“路易斯安纳州的新伊伯利亚。”
他将一团烟雾吹入窗前的阳光中。
“不管你相信与否，这种事情在这儿可不寻常。”他说。然后他的声音发生变化，带上一种平滑而疲惫的音调，“我们谈论的，是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两个人。其中之一，克雷顿的堂弟，曾在南达科塔蹲过牢房，现在他仍然由于不履行赡养义务而受到通缉。克雷顿也有他一些麻烦。”
“哪一类呢？”
“打架，非法携带枪支，还有鲁莽的言谈。”
“他以前曾经从家里和工作地点失踪过吗？”
“瞧，现在就是这样。在那条路上有个酒吧，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半夜。酒吧离克雷顿家只有五英里，他们在沿着马路三英里的地方毁了汽车。也许他们走到克雷顿的家，没有惊醒老妇人，然后在她起床前离开了。也许她记不起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他们在拆掉汽车后，免费搭乘别人的车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你认为是熊吃了他们吗？”
“不，我认为你在告诉我，代斯马丢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他的妈妈有不同的说法，而且那个人获得过银星奖章，你对此有何评论？”
“我不认为和你沟通得很好。你不了解这些人的生活方式。瞧，当一个白人雇用印第安人工作时，他雇了六个，可到早上也许只会剩下三个。他们在婚礼上砍伤自己的亲戚，在监狱牢房上吊自杀，他们加大马力开车，然后从侧面撞到火车上去。去年冬天，三个年轻人爬上一辆货车的车厢顶上，火车一直开到加拿大，在大风雪中停在侧轨上。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去取回他们的尸体。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说，他们冻得如此僵硬，你甚至可以用一把锤子敲碎他们的身体。”
我请他带我看一下克雷顿·代斯马丢汽车滚下马路的位置。他不太情愿，但还是同意了。他驾车带着我，沿着我早些时候经过的土路驶去。我们经过了代斯马丢和堂弟最后被人看见的酒吧，这是一个扁平的圆木建筑，窗户上有霓虹谷啤酒和大瀑布啤酒的标志。接着，我们在路上蜿蜒着，通过贫瘠、坚硬的旷野，最后看到小溪、棉白杨和一丛黑松。警员在路肩上停下汽车指给我看。
“就在那边的壕沟里。”他说，“他把一个轮子勾在侧面，然后掉进去的。就像折棍子一样折断了轴承。这没什么神秘的，朋友，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很晚回到密苏拉，还来得及在阿拉菲尔睡着之前，去保姆家接她。保姆出去办事儿了，她的一个朋友，名叫里根的三年级教师过来陪伴阿拉菲尔。她们两个在封闭的门廊里看电视，一边从一个碗里抓爆米花吃。里根小姐是个漂亮的女人，快三十岁了，赤褐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尽管她的皮肤仍然苍白，但我可以看到她肩膀和脖子上的太阳斑。
“过来看，戴夫。”阿拉菲尔说，“里根小姐画了一幅德克斯的画儿，可她从来没见过它。”
“瞧。”阿拉菲尔说着，举起了一张图画纸，上面是一匹阿帕卢萨马的彩色蜡笔画。
“里根小姐画得非常好。”我说。
“我的名字叫苔丝。”她微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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