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菲尔和我早早吃了晚餐，然后沿着蜿蜒崎岖的小径，到山上俯瞰大学校园，就在那个巨大的白水泥M字上。太阳在一座山峰后暗淡了下来，空气变得更加寒冷，峡谷中笼罩着紫红色的薄雾，小镇各处的房屋、街道和霓虹灯都亮了起来。
阿拉菲尔在水泥字上坐着，紧挨着我。她从膝盖上弹掉泥巴，我看到她皱起眉头。
“戴夫，那是谁的帽子？”她问。
“什么？”
“在椅子上，靠近壁炉，那个黑色帽子。”
“哦。”我说，“我想一定是有位女士把它落在那里了。”
“我坐到帽子上了。我忘了告诉你。”
“没关系，别担心。”
“她不会生气吧？”
“不会，当然不会。不用为那类事情担心的，小家伙。”
第二天，我安顿好阿拉菲尔。如果我在晚上不得已呆在小镇外面，她就会和保姆呆在一起。然后我出发，去大分水岭另一侧的黑脚族保留地。在早晨的阳光中，我越过粉红色的岩石和松树，沿着溪谷驶向黑脚河。当我到达林肯伐木小镇时，空气变冷了，车窗被雾打湿。
接着我到了东部斜坡，除了落基山脉映射在我的反光镜中，到处是一望无际的小麦和成群的牛羊。我高速驾车，驶入丘窦和杜普耶尔，过了一会儿，就进入黑脚族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了。
我曾经去过好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它们中没有一个是好地方。这个也不例外。厄内斯特·海明威曾经写过：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比输掉一场战争更糟的命运了。如果他的读者中有人持反对意见，那他们只需参观美国政府安置原住民的一个地方就够了。我们夺走了他们的一切，反过来送给他们天花、威士忌酒、福利救济、联邦寄宿学校和收容所。
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我问到了部落议长办公室的方向。
部落议长是个和蔼的人，编着辫子，戴着珠宝，穿着西方的马甲、绿色条纹的长裤、黄色的牛仔靴。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是一所社区学院的艺术大专毕业证书。
他很有礼貌，听得很认真，当我说话时，他眼睛很专注地盯着我的面孔。但是很显然，他不想谈论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组织，或者他不认识的某个白人的石油生意。
“你认识哈瑞·玛珀斯吗？”我问。
这一次，他的凝视被打乱了。他望着窗外的街道。
“他是个租赁土地的人，他有时候到这里。”他说，“大部分时间，他在保留地边上工作。”
“关于他你还了解什么？”
他撕开一盒廉价的樱桃红雪茄。
“我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你得问问其他人。”
“你认为他是不受欢迎的人？”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微笑着以活跃气氛，然后点燃雪茄。
“他杀了他的伙伴，达尔顿·魏德林，在路易斯安纳。”
“我不知道那些，罗比索先生。”
“我认为他还杀了你们的两个人。”
“我不知道该告诉你什么，先生。”
“你认识失踪的印第安运动组织的两个人吗？”
“不是在保留地内，我被选举来关心的地方是保留地。”
“你说‘不是在保留地内’是指什么？”
“我不属于印第安人运动组织，我不掺和他们的事情。”
“但是你听说有人失踪了，对吗？”
他又望了望窗外，然后从鼻子和嘴巴中呼出雪茄烟雾。
“就在这儿的南边，在提敦村，克雷顿·代斯马丢和他的堂弟。”他说，“我记不起他堂弟的名字了。”
“发生了什么事？”
“我听说他们有天晚上没回来，但他们也许只是去别的地方了，这很偶然。你去和提敦村州长办公室的人谈谈，和克雷顿的妈妈谈谈吧。她就住在保留地外边。”
半小时之后，我把保留地甩在身后，沿着溪边一条狭窄的灰色土路行驶。随后地面向上倾斜，进入茂密的黑松林中。再向前，我可以看到平原在山脉脚下到达尽头。山峰很突兀地升起，就像巨大的地质断层，在天空下显得陡峭而参差不齐。
我找到了部落议长指给我的房屋。房屋用圆木建在一座小山上，木瓦屋顶，下陷的走廊，窗户上钉着塑料布用于保温。种满矮牵牛花的咖啡罐，放在走廊上和台阶边。这里的女人看上去非常老，白色的头发带着少许黑色，坚韧的皮肤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眼睛和嘴巴周围皱得像蜘蛛网。
我坐在她的客厅里，尝试着向她解释我是谁，我想知道她的儿子克雷顿·代斯马丢和他的堂弟发生了什么。
但是她的面孔很冷淡、难以捉摸，每当我直视她的眼睛时，她的眼睛都要转移方向。在靠近小壁炉的桌子上，是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士兵的照片。照片前是两个打开的毡盒，里面分别是一个紫心勋章和一个银星奖章，它们是由美国军队授予在战争中受伤军人的勋章和奖给作战勇敢者的奖章。
“部落议长说，你的儿子大概只是离开一段时间。”我说，“大概他去寻找其他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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