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你能否帮我做些事情？”我说。
“什么？”
“克莱特斯跟你提过我的麻烦吗？”
“是的。”
“哈瑞·玛珀斯是我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我认为他在这边杀了两个人，也许是印第安人，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成员。”
她再次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但我看到她的眼睛眯起来，眼光变得尖锐起来。
“为什么你要那么想？跟印第安人有关？”她说。
“玛珀斯杀了这些人，因为他们妨碍了他的石油生意。迪西·李说，这些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人，会越过一个十九世纪的条约，将石油公司告上法庭。”
“这是一场在落基山东方结束的战斗。”
“什么？”
“那是在大分水岭的东面，黑脚族称之为世界之脊。石油公司想通过冰川公园，进入这片没有路的地区。那是黑脚族的土地，政府没有理由占领或得到它。”
“你曾听说过一些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成员失踪了吗？“
“你为什么不去保留地问一问？”
“我计划去问。你为什么生气？”
“这和你没关系。”
“看来是这样。”
“你不理解保留地。”
她停顿下来，很显然后悔她的唐突。她抿了一下嘴唇，又开始讲话。但是她的声音显得平静而紧张，就像一个人在很严肃的事情中，带入了私人的不满一样。
“白人总是掠夺黑脚族。他们在玛丽亚河流上屠杀他们，然后让他们挨饿，让他们住乡村的贫民窟。现在，他们又在我们这里建造导弹场。政府承认，当发生战争时，住在东面斜坡的所有人，都会被导弹杀死。但是白人不理解的是，印第安人相信，人的灵魂就生活在地球上。掠夺我们土地的所有条约和契约，其实都毫无意义。有时候，人们可以在风中听到玛丽亚河上传来儿童和妇女的哭声。导弹发射井里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印第安妇女。美国空军的人曾经看见过她。你可以和他们谈谈。”
“你相信这些灵魂吗？”
“我曾经在晚上去过玛丽亚河。我听过他们的哭声。声音就从河边传来。那里曾是营地。大约在1870年的冬天，一位名叫贝克尔的军官袭击了哈维兰德一群无辜的黑脚族人。他们杀死了一百三十人，然后烧了他们的衣服和窝棚，留下那些幸存者在雪中受冻。你可以听到人们在哭泣。”
“我想我不知道这些事，也不了解你们民族的历史。”
她没有回答，吃着饭。
“但是我认为，让那样的事情留在你的记忆里，对你并不好。”我说。
她仍然沉默着，脸朝着地，我放弃了安慰她的念头。
“瞧，你可以替我带个话给克莱特斯吗？”我说。
“什么话？”
“告诉他，他并不欠我的，他不必为任何事情觉得抱歉。我没有为萨利·迪奥那样的人焦虑。你还告诉他，带着自己和一个好姑娘去新奥尔良，那里是好人该去的地方。”
她笑了。我看着她的眼睛和嘴巴，接着回过神来，向旁边扫视。
“我得走了。”她说，“我希望你感觉好些了。”
“我好多了。你是个真正的朋友，达乐涅。克莱特斯是个幸运的家伙。”
“谢谢你，但他不是幸运的人，根本不是。”
我不想再谈克莱特斯的问题了，也不想承受他的任何负担。我和她走出门，到她的丰田汽车那里，我为她开了车门。
“大概某个晚上，你们会愿意来小镇，并且共进晚餐。或者，可以沿着比特鲁山脉的一条溪谷，走过来尝尝山群。”我说。
“也许会的，我会问问他。”她说，然后又笑了。
我看她驶过校园，向州际公路方向转了弯。这时，我不在意显示自己真实的内心，或面对自己真正的想法。
我洗了碗，穿上跑鞋、短裤和运动衫，沿河跑了两英里。在凉爽的空气中汗流浃背，我必须奋力提高速度，以通过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的呼吸很正常，大腿和后背的肌肉紧绷着，头脑清醒。一天中剩余的时间将是欢快的，而不是带着阴暗、忧郁与空洞的声音。
啊，声音，我想。她相信它们。任何一个心理学系的学生都会告诉你，那是精神分裂症人格的主要症状。
但是，我从来没把这些古怪的精神病定义和人们对号入座。实际上，当我回顾多年来拥有的友谊，我不得不做出结论，最有趣的那些人往往会带着严重的人格缺陷——醉鬼，思路模糊者，那些以神经失常开始每一天的人们，那些渴望通过吸盘到达行星上的人们。
当我在河边街区转弯时，听到小学的铃声响了，接着看到孩子们蜂拥着跑出门，到了人行道上。阿拉菲尔背着餐盒，走在其他三个孩子中间。我从她身边经过时，倒着跑着。
“家里见，小家伙。”我说。
我刮了胡子，洗了澡，然后带阿拉菲尔去离我们三个街区的嗜酒者互诫协会参加活动。她喝了一罐汽水，然后在咖啡屋里做作业，我则坐在聚会的禁止吸烟区听讲座。聚会的成员大多是工厂工人、伐木工、印第安人、女服务生、粗暴的蓝领青年，还有脸上刻着很深皱纹的贫民窟老人。当轮到我说话时，我说了我的名字就过去了。我应当谈一下我的噩梦，茫然地盯着即将熄灭的火堆，毫无理性产生的消沉。但是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这个，也不是他们堕落的心，而是他们失业了，为生计发愁。于是，我自己的蛇篮子，似乎成了讨论中微不足道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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