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天也许吧。总之我要告诉你，布雷迪先生，你书中的侦探的确做了侦查工作。他们不像那些我读过的侦探小说中所谓的侦探，都只是站在一旁，等着别人来告诉他谁是凶手。”
“谢了，”布雷迪先生说，“看来你是真的在读侦探小说喽，丹蒙小姐？”
“那是当然，”丹蒙小姐清脆地说道，“为什么不？”她以短促的回答，打发了布雷迪先生的挑战，“至于那封信呢，查尔斯爵士？信上的打字呢？你完全没提到它的重要性。”
“就细节来说，这当然是必须被考虑进来的；我只是找出整个事件的轮廓。”查尔斯爵士不再剑拔弩张，“我认为这样一来，警方自然能够找出那些决定性的证据。”
“我想，要找出宝玲·班尼斐勒和打那封信的打字机之间的关联，警方恐怕会有困难。”费尔德-傅立敏夫人的口吻仍不减苛刻本质。这番话显然是冲着查尔斯爵士而来的。
“但是动机呢？”他现在的辩护，采取的是防守姿态，“你必须承认她的动机是无法反驳的。”
“查尔斯爵士，你不认识宝玲·班尼斐勒夫人吧？”丹蒙小姐提醒他。
“我不认识。”
“不用问也知道。”丹蒙小姐评论道。
“丹蒙小姐，你不赞同查尔斯爵士的推论吗？”区特威克先生冒险一问。
“我是不赞同。”丹蒙小姐加重语气地说道。
“可以请教你原因吗？”区特威克先生再次大胆挺进。
“当然可以。只不过，恐怕我的答案是无争论余地的，查尔斯爵士。谋杀案发生的前后，我人正在巴黎，而差不多就在巧克力包裹被投递的时刻，我正在歌剧院大厅和宝玲·班尼斐勒聊天呢！”
“什么！”查尔斯爵士困窘地惊叫，当下他那完美的理论架构，就在耳边一片片剥落倾倒。
“我想，我应该为没早一点告诉你这件事而道歉，”丹蒙小姐非常冷静地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会对她推演出怎样的罪状。而且我是真心想恭喜你，这真的是一个很捧的归纳法推论。要不是我碰巧知道你的论点是建立在全然错误的基础上，我一定会破你说服的。”
“但是，为什么要如此神秘兮兮呢？还有，还有要女仆冒充她一事——莫非她的出走是别有用意？”查尔斯爵士说得结结巴巴，他的思绪像飞机螺旋桨似地转不停，这会儿差不多已经从皇家歌剧院飞到崔弗加广场了。
“喔，我可没说那是别有用意，”丹蒙小姐轻率地回答，“尤斯特爵士并非唯一等着离婚然后再婚的人。说起来也没错，在办手续的过渡时期，宝玲看不出她自己为何要浪费宝贵光阴，毕竟她也不再年轻了。有一种叫做国王代诉人（king’s Proctor，遗嘱离婚法庭如有不公正时，可代表国王提出异议的时政部官员）的角色，不是吗？”
主席很快地宣布休会，因为他不为某个会员的中风身亡而负责。
第七章
费尔德-傅立敏夫人真的很紧张。
在罗杰请她提出解答前，她漫无目标地翻动笔记本，仿佛很难耐着性子听完他所准备的开场白。她私底下和丹蒙小姐研究了几回，也已确认自己的推论无疑是班迪克斯夫人命案的正确答案。有人或许会这么想：掌握了如此重大的证据，这可是费尔德-傅立敏夫人一生当中，可以大出风头的天赐良机：但这当头费尔德-傅立敏夫人却没有好好把握。如果她不是费尔德-傅立敏夫人的话，就会有人放胆说她是在发抖啦。
“准备好了吗，费尔德-傅立敏夫人？”罗杰注视着这位表现反常的女士，问道。
费尔德-傅立敏夫人调整一下她那不相称的帽子，揉了揉鼻子（那无辜的化妆粉，无法消受她的习惯动作而脱落，结果让鼻子泛起一阵受窘的潮红），并且暗地看了一下在座的人。
罗杰仍惊讶地注视她。在水银灯下，费尔德-傅立敏夫人真的是在颤抖。出于不知名的原因，她追查此案是怀着嫌恶的心情，而其嫌恶程度远胜于该任务的重要性。
她紧张地清了清嗓子。
“要做报告还真是困难，”她小声地拉开序幕，“昨夜我几乎没睡。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很难想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讨厌的事了。”她停了一下，舔了舔双唇。
“喔，不会吧，费尔德-傅立敏夫人，”罗杰自觉有必要给她鼓励一下，“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你知道的啊。而且在某个剧院首演之夜，我听过你发表了一次最精采的演说呢。”
费尔德-傅立敏夫人看着他，神情下像是受到了鼓舞。
“我不是指那方面的事，薛灵汉先生，”她刻薄地回嘴，“我说的是，我被那些自己找到的事实给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想要条理分明地报告出来，还真是不容易呀！”
“你是说，这个小谜团你已经破解了？”布雷迪先生询问的口气中，无一丝敬意。
费尔德-傅立敏夫人阴森地望着他：“真是非常抱歉，”她以女性低沉的语谓说道，“我已经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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