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布雷迪先生叹了口气，“这简直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是我寄巧克力给尤斯特爵士的。一定是我干的，我已经全然证明了这件事。但夸张的是，我连一点旁枝末节也不记得了。我想，我犯下此案的过程一定是心有旁骛。我发现自己有时会心不在焉。”
罗杰拼命忍住要笑出来的冲动，不过他还是很认真地问道：“那么，你认为你的动机是什么，布雷迪先生？”
布雷迪先生稍微快活了一些：“是了，这倒是个难题。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根本想不出来动机是什么。我个人甚至和尤斯特爵士没有往来。我当然是听过他啦，每个去过彩虹俱乐部的人都一定听过他，我也是一样。而且我还听说他这个人有点没品。但我对他并无恶意，只要与我无关，他要如何没品都是他家的事。我不认为自己曾见过他。是的，这动机真是个破绽，因为势必要有一个原因的，要不然我干嘛杀他呢？”
“你找到了吗？”
“我想，我已经找出那真正的动机了，”布雷迪先生骄傲地说道，“在困惑许久之后，我想到有一回在侦探小说的讨论中，我曾对一个朋友表示我有个犯下谋杀案的野心，因为我有信心能做到不被人发现的完美谋杀。我说，这种兴奋感一定是非常刺激，而且世上没有任何赌博游戏足堪比拟的。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位谋杀凶手都是在和警方打一场伟大的赌注，赌的是自己和被害者的性命：如果他逃脱法网制裁，两份赌金全拿；若被逮到，两条命就全输掉。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很不幸地，对一般普遍的休闲娱乐都不感兴趣，因此谋杀显然是最为恰当的嗜好了。”
“啊！”罗杰沉默地点点头。
“关于那段对话，我一想起来时，”布雷迪先生非常严肃地继续说，“它似乎就变得异常重要。我马上去找那位朋友，问他是否记得那段对话，而且我准备向他发誓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他还记得。事实上，他还能补充其他的细节，真是他妈的！我实在是太惊讶了，因而取得他的供述声明。
“我当时的构想是（根据他的说词），我已经开始思考要如何完美地执行这项计划。当务之急是找一个人，此人是这个世上人人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而且不一定得是政治人物（避开这一类人，显然是有点遗憾），然后在不接近他的情况下干掉他。要玩这样的游戏，必须留下一两个或多或少暧昧不明的线索。看来，我留下的线索比我预期的还多。
“最后我的朋友说，那晚我离去时，还坚决表示，一找到机会，我就会执行我的第一宗谋杀案。我还告诉他说，这样的练习不仅可做为一种极佳的嗜好，而且对我这么一个写侦探小说的作家而言，这样的经验将是无比珍贵的。根据上述说法，我想，”布雷迪先生神气十足地说，“我的动机已经无可置疑了。”
“以谋杀为实验，”罗杰评论道，“一个新的犯罪类型。非常有意思！”
“谋杀是因为厌倦人生而找来的乐子，”布雷迪先生更正他的说法，“历史上已有过先例，你知道的，洛布和利奥波德（发生于一九二四年的谋杀案，两个美国青年因好玩，冷血地杀害一名十四岁男童）。好了，你们都听完了。主席先生，我这样算不算证明了自己的理论？”
“就我所见，你的理论相当完整，我无法找出任何破绽。”
“跟我的小说比起来，我可是费尽苦心让它呈现出更无懈可击的成果。对于这样的说辞，查尔斯爵士，你能在法庭上驳倒我吗？”
“嗯，我要再多考虑一下，但就第一印象而言，布雷迪，我承认到目前为止，间接证据是信得过的（而且就我的观点，如你所知道的，间接证据都是有用的），说你寄巧克力给尤斯特爵士，这件事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好怀疑的。”
“如果此时此刻，我冷静诚实地告诉各位，巧克力‘的确’是我寄的呢？”布雷迪先生追问。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你。”
“但是我没寄。再给我点时间，我有把握可以说服你们，寄巧克力给尤斯特爵士的是坎特布里大主教、或是史碧·宋戴克，或是罗莉儿公司的罗宾森-史密斯太太，或是美国总统，或任何一个在这世上你叫得出名字的人。
“证据多的是。我构建出冲着自己而来的理论，是因为无意间发现我姊姊拥有一些梅森氏的信笺。我告诉你们的都是事实，但我没有告诉你们全部事实。和任何艺术一样，举证的艺术要看如何取舍。如果你知道要加什么减什么，那么你就能随心所欲地证明什么，绝对没问题的。我写的每本书都在玩这个把戏，而且至今还没有被任何书评家谴责过。但是话说回来，”布雷迪先生谦虚地说，“我不认为有哪个评论家看过我的书。”
“这真是件巧妙的作品，”丹蒙小姐说道，“而且非常有启发性。”
“谢谢你。”布雷迪先生感激地低语。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费尔德-傅立敏夫人刻薄地批评道，“你的意思是，你根本不知道谁是真凶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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