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尔认为有关人士对此案并不太了解。他说他有信心去说服陪审团释放这个女孩。（埃勒里真的开始怀疑起沃泽尔这一建议的明智程度来了。他并不信任那些在处理谋杀案时显得信心十足的律师；他遇见过许多不可理喻的陪审团成员。不过他保持着缄默。）
“在这个问题上，”埃勒里不太愉快地对哈里·伯克说。
“我发现我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进退两难？”哈里·伯克不解地问道。“进退两难，”埃勒里说。“我是骑虎难下啊。”
埃勒里发觉自己在劳瑞特开庭受审前的几周里做不了什么事。他经常去警察总部等候情况进展报告；还常到去尔德的寓所去看看（罗伯塔在屋里急得团团转，不断哀叹多瑞特和她的命苦——“劳瑞特在牢房受苦，我是没有权利住在这里的！但我能去哪儿？”——有一次她甚至责备哈里。伯克，是他劝她放弃了自己的老房子，对此这位苏格兰人不失风度地保持了沉默）；他也去探望劳瑞特，但案件没有任何进展，倒是平添了许多恼怒。
“我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烦恼？”父亲有一天问他道。“有什么事让你揪心呢，埃勒里？”
“我不喜欢现在这种样子。”
“不喜欢哪样？”
“整个案件。有些事……”
“能举个例子吗？”
“事情理不出一个头绪的来，”埃勒里抱怨说。“线索总是很凌乱。”
“你是指那桩face谋杀案吧。”
“有一件事，很重要，爸爸，我知道。不过我绞尽脑汁也无法从劳瑞特身上找到一点线索。”
“也许还有别人，”警长反驳道。
“是的，你说得对。这是一个骗局，而且还在继续。指控那个女孩是不成熟之举，爸爸。在抓人之前，应至少搞清楚吉吉写的那个face是什么意思。”
“由你去调查吧，”警督说，“我可得忙其他的事了。不管怎样，这案子现在在地区检察官和法院的手里……还有什么？”他又突然问道。
“许多事。例如，我们曾假定卡洛斯·阿曼都策划了这起谋杀案，而具体执行者可能是某个女人。现在看来那个女人就是劳瑞持了。”
“我可没那么说，”老人谨慎地说。
“那么你已经改变对阿曼都的看法了吗？你认为他跟他妻子的死无关吗？”看到他父亲没有回答，埃勒里继续说：“我仍认为他与这个案子有关。”
“根据是什么？”
“凭我的直觉，凭他的那股神气，凭我对他的全部了解。”
“那就把这些带上法庭吧，”奎因警长轻蔑地说。
“可以，”埃勒里说，“但是你看所有事情都搅在一起了。案发后，你在这间办公室审问劳瑞特时她才与阿曼都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她认识他吗？如果认识，那她就是那个戴紫色面纱的女人了？她是阿曼都的同谋吗？这毫无意义。按你所说的，她知道自己将继承一大笔遗产，那她为什么还会同意做阿曼都的工具呢？”
“你知道他对女人可有一套。也许她爱上了他，就像其他女人一样。”
“要是她以前认识他的话，”埃勒里陷入了沉思。
“你瞧，孩子，”他父亲说，“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涉及。当然，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证实它。”
“什么？”
“我不敢肯定金钱是否是谋杀的动机。”
“什么意思？你是同意……”
“我什么也不同意。但如果你想做推理的话，不妨这样假设：戈罗丽·圭尔德的姐姐，劳瑞特的母亲，在与那位英国人结婚后，圭尔德离开了她。这对夫妇后来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吉吉只是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一家孤儿院，并没有承担起监护或收养的职责。这种冷漠的态度很可能使劳瑞特长大后对她的姨妈怀恨在心。那个周三的夜晚，当伯克把她带到了圭尔德的住处时，这种心灵的创痛可能突然爆发出来了。甚至这个女孩来纽约的首要目的，可能就是要找她姨妈报复，让她尝尝苦头。
“这只是一个假设，”警长接着说，“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劳瑞特说的就是事实，她对继承遗产的事一无所知。”
“这样的话，还存在另一种有趣的可能，”埃勒里说，“假如劳瑞特不是为了钱财，而是出于憎恨杀害戈罗丽·圭尔德，那么卡洛斯·阿曼都仍有可能与他人一起谋害戈罗丽，只是劳瑞特抢先了一步。”
警长耸耸肩膀说：“那当然也是可能的。”
“如果这种可能存在的话，为什么要认定是劳瑞特抢在戴紫色面纱的女人前面，而不是相反呢？”
“因为，”他父亲说，“没有证据证明是戴紫色面纱的女人，却有证据证明是劳瑞特。”
“那支0．38口径的手枪？”
“是的，就是那支手枪。”
埃勒里陷入了沉思。推理对他来说是一项思维锻炼。事实上，他并不相信任何推理。要不是父亲逼他，他不会说出那种凭直觉产生的推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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