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不能成为结论，警官，”哈里·伯克抗议道。
“我是在根据情况进行推测，伯克，这你很清楚。第一点概括了动机。”
“第二点：劳瑞特声称她姨妈在她那天晚上大约11点30分离开时还活得好好的。但是，这只是她自己的说法。她自己也承认，没有人看到她离开。她穿过中央公园时，没有人看到她；她回到自己的寓所后也没有人看到过她。对于她所说的这一切，她找不出一个证人来证实。从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她也可能在她姨妈那儿一直待到11点50，她也可能杀死了戈罗丽，然后再回到家里——不管她是徒步还是乘出租车横穿公园——比她所说的要晚20分钟或半个小时。所以只要上面所说的动机存在，她就有这样的机会。”
“这种机会，”埃勒里说，“只有在上面所说的动机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除了可能和很可能以外，分析案情还能依靠什么呢，埃勒里？但是接着就有了第三点。你不能否认这支左轮手枪的证据吧。而且她也不能。是这支枪杀死了戈罗丽，这是事实。而且它是在劳瑞特的卧室里发现的，是在劳瑞特的壁橱里发现的，是在劳瑞特卧室里的她的壁橱里的她的帽盒里发现的。关于这支枪她能作出的解释只是她以前从未见过它，而且也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儿。她根本拿不出证据来否认。”
“我们确实没法通过记录证实她曾买过这件武器，”警官继续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支枪的记录。但不管怎么说她可能不是通过正常渠道买的这支枪，并用它去杀人。你知道在这座城市里私下进行武器交易简直司空见惯！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她参与了非法交易。如果我们能证明这一点，那她就肯定没跑了。”
“就算这一点不能成立，”警官咧嘴笑了笑，“据我判断她也逃脱不了了。将前面的事实加到一起我们就可以使大陪审团通过。我的儿子，这些加到一起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看来好像有些精神不振嘛。”
埃勒里没有说话。
哈里·伯克插嘴说，“难道你没有发现吗，奎因警官，你的论据把斯班妮尔姑娘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了吗？如果她用这支左轮手枪杀死了她的姨妈，那么她为什么还要保留着它呢？为什么要保留一个本来不可能追踪到她身上的东西而给自己找麻烦呢？在我看来，似乎她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件血腥的东西扔过你们的一条河里。”
“那是你或我应该做的，伯克。但是你我都知道当这些业余的人参与谋杀时，他们会做得多么愚蠢。但不管怎么说，那会是她律师的一个论据。我不能看着地方检察官因此而失眠。说到地方检察官，我最好还是再仔细看一遍这个报告，然后把它放到他的膝盖上。”
老人拿着弹道检测报告高兴地离开了。
“埃勒里，你怎么看？”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伯克问。
“如果你是说‘看法’的话。”埃勒里看来好像吞下了个什么有活臭虫在里面扭动的东西似的。“我不知道，哈里。从一方面看，这是从表面看似乎很清楚的案子之一，就像摄像机里好莱坞的布景一样，而到布景后面看，你除了支柱以外不会看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而且……”
“哦，在我看来，只有一种方法来看这件事。”苏格兰人站了起来。“如果除去对年龄和父辈应有的尊重，任何坚持认为那个女孩参与谋杀的人可以说对人根本就不了解。警察的思维——就我在伦敦警察厅的经验——是看重事实，而不看重人的能力。劳瑞特·斯班妮尔在戈罗丽·圭尔德的谋杀案中像我一样是无辜的。我愿以我的所有打赌。”
“你要去哪儿？”
“到她的公寓去。如果我对警官的话判断正确的话——而且如果我了解起诉人的话——她会需要她能召集到的每一个朋友的。而且如果我不在这个可怜的姑娘身边的话，罗伯塔会抛弃我的。你来吗？”
“不，”埃勒里闷闷不乐地说。“我待在这儿。”
他不必等太长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以后，一份逮捕劳瑞特·斯班妮尔的逮捕证就被签发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沃泽尔律师十分忙乱，仿佛他的已故委托人的第一继承人染上了鼠疫一样。他急忙建议提供刑事律师服务，并安排了大量的约会。一位名叫尤里·弗兰克尔的司法界老手首先承担起了保释的工作。
事情很棘手。劳瑞特·斯班妮尔所继承的大笔财产除了房屋维修费和一些零花钱之外，都被负责遗嘱检验法庭扣留着。要解决继承问题，恐怕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这之前，遗产是不能动用的。更何况一名罪犯是无权享用由犯罪带来的任何收益的。这样，在劳瑞特被判定无罪之前，她的遗产继承权将无着落。没有担保品，哪有人愿意拿钱做保释担保人呢？而传讯官从一开始就有意将此案定性为一级谋杀。
最后，劳瑞特被关进了监狱。
劳瑞特哭了。
罗伯塔也哭了。
哈里·伯克嘟嘟睡暧地对美国的法律体系表示不满（老实说，他对英国的法律制度也并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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