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说。
我们沉默了一阵，过了一会儿，还是我先开口说话：“既然她知道我的住所，为什么她不直接向我打招呼？”
“你这个人，对这种事情感觉太迟钝。我认为飘泊不定和感觉迟钝完全是两回事。你们同居的时候关系不是很好吗？妈妈至死都爱恋着你。”
我琢磨着她的话，却琢磨不明白，于是我说出我心中所想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自尊心问题哟。女人的自尊心被暴露之前，会有一万个变化。这一点你懂吗？”
“我不懂。”
她叹了口气说：“好吧，讲讲你们的关系和一九七一年的事情吧。我想听你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过的事情，不想听媒体上报道的。”
我考虑了一会儿。我想，她有权力知道这些事情。我觉得自己欠她和她父亲的人情。如果不这样想，我的判断可能会截然相反。
“明白了。”我说，“讲起来时间有点长，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就是想详细了解。”
一时间，我不知道从哪儿讲起好。“六十年代末期，是大学生闹学潮的高潮时期。这一点你该了解吧？”
“大略知道一点，从妈妈那里也听说过一些，但很难说十分了解，感觉上觉得是远古时代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是传说时代了吧？我知道，你们这代人讲起怀旧故事来就像享受自己的特权一样。”
我只好苦笑。她说这些话时十分认真，对于她这一代人来说，那个时代确实与恐龙时代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连现在的我都觉得那个时代是个奇妙的传说中的时代。在他们这一代人看来，对那个年代的回忆，或许只不过就是我们这代人骄傲的怀恋。我对时代的变迁不很了解，我只是一个疲惫的中年酒精中毒症患者。过去的时代仿佛是一张褪色的照片，我一直躲在某处浑浑噩噩地沉睡，从来不想驱除那个时代的映像。可是现在，两位死者撼动了我的印象。确实，我也感觉到了，我们是那个褪色的年代的产儿。
“那得从一九六九年讲起。”
第六章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上了楼顶的平台，在寒风刺骨的月夜中，涩谷的片片灯火在我面前闪闪烁烁，我一直眺望着不远处的夜景。寒夜中万籁俱寂，唯一能够听到的只有偶尔飞来的石子碰壁的声音，声音十分微弱，投石机也难以把石块送上四楼的楼顶。再有的声音就是我的歌声了，我唱的是最新的金奖歌曲《长发少女》，这是时下走红的一个演唱组合的名曲。我正唱到兴头上，突然一声“五音不全”的乍喊吓了我一跳。我回头一看，穿着风衣的园堂优子呵着白气走过来。
看见是她，我问了一句：“全体会议开得怎么样了？”
“正在进行。我累了，溜了出来。桑野还在那里，回头问他就是了。”
“嗯，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呀？”
“我五音真的不全吗？”
“怎么？你自己感觉不到吗？”
“感觉不到。”
她摇了摇头，一脸同情的样子：“说实在的，跑调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不过，你经常唱，还是能唱好的。喂，安田大礼堂都失守了，你却还在唱这么软绵绵的歌曲，你想过那里的情况吗？”
“那我唱《国际歌》或《华沙劳动者之歌》，行吧？”
“傻样！”
“我喜欢演唱组合，喜欢甲壳虫乐队。我会唱公牛乐队的《天鹅泪》，唱给你听好吗？”
她像看见了毛毛虫似的望着我，然后说了一句：
“你这个人的悟性，连昆虫都跟不上。”
说完后，她趴到栏杆上。我们两人都沉默了，眺望着涩谷的灯火。
“真没有地方讲理，你没感觉到吗？”
“什么？”
“我们在这里受困，安田大礼堂的人们那么努力，可社会却没有一点改变。”
“是啊，涩谷、道玄坂的饭店都满员了吧？”
如果在平时，恐怕她接着就要假装打我，可这次她却没有任何反应。我多少感到有点意外地看着她，大概她受到刺激了吧？被困在这里的人全都受到了震动。这天是1月19日，我们在当天夜里的广播中听到安田大礼堂失守的新闻。
当时，我们被围困在驹场校区的八号楼。驹场八号楼和东京大学在本乡的安田大礼堂一样，是教养系的标志性建筑。东京大学的“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的教养系成员和“驹场共同斗争会”成员共七十多人，从一月十五日起就被围困在八号楼上，其中有我们班三个人：桑野诚，园堂优子和我。大楼被某个政党的青年组织M同盟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人包围了，我们同外部的联系全部被切断。他们要求我们取消无限期罢课活动，并解散我们的“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据说他们来了两千多人。
我们法语班被困在这里的三个人，可以说是个非常独特的组合。桑野是我们的头儿，思维缜密是他的显著特点。驹场校区的共同斗争会理论班子的成员们都敬他几分。他的头脑中也有几分梦想家的成分。他说起话来一向很沉稳，极少有被别人抓住话柄反驳的时候，但又并不是说具有十分的说服力。他那沉稳的话语，无论讲的是什么内容，在你从理论上领会之前，内容已经逐渐渗透你的脑髓，就像久旱的沙漠承受柔和的细雨一样。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园堂优子是那种被称之为幻想破灭型的激进分子中的知名人物，这样说她也许不中听，但她确实是这些极端分子中的精神前卫。近一年来，这位有着激进倾向的女子主宰着学校的剧团，有时甚至要强制我们买戏票去看他们的戏。坦率地讲，以前我从没看过那么可怕的戏剧，剧情我记不清了，但她把在油漆桶中浸过蓝色油漆的苹果投向观众席的场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她的苹果曾经击中我的额头，后来我向她提意见，她这样回答我说，“难道你不感到幸运吗？至少在那一瞬间，你得到了从无所作为的日常安逸中超脱的机会。”她的这套说法我根本理解不了。假若她是个男人的话，那时候很可能会一拳把我撂倒。其实，我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家伙，“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的大部分成员在思想上都已经上升到决心斗争到底的高度，而我却对那种姿态不以为然。在大家眼里，我不过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二杆子，很少有人愿意与我搭腔。园堂曾经说我：“为什么你的脑子这样简单？你怎么就甘心像废物一样庸庸碌碌地生活呢？”我觉得，她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我当时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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