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的出租屋里，在百无聊赖中，他将自己往日的光辉形象完全沉醉在麻将桌上的“方砖”里。很快，手里的积蓄输得精光。在输光了最后一分钱后，他想到了往日那些鸡鸣狗盗的师兄师弟。不过，在经历了一番特区生活的洗礼后，刘原已经不再满足于乡间那种偷鸡摸狗似的小把戏，他要做挣钱最狠的抢劫大案了。于是，刘原不仅重新走上了犯罪的老路，还在抢劫过程中将这股“匪”气发挥得淋漓尽致，“酷”到了极点。
1995年10月25日，刘原在抢劫过程中被警方抓获；
1996年11月19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重刑初字（1996）第453号刑事判决，认定刘原犯抢劫罪，判处死刑；
1997年7月2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川法刑一终字（1997）第382号刑事裁定书，决定对刘原执行死刑。
1997年7月下旬的某天夜晚，我见到了死囚刘原。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判决书而非他本人。我惊异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乡间少年居然有过七年的牢狱生涯。即便在他后来成为死囚、生命仅剩十多个小时的今天晚上，他的年龄也只有二十四岁啊！我极力压抑着内心里的那份惊异，按照为其他死囚写遗书的惯例，盘腿坐到他面前的地铺上，搬一床铺盖放到中间。我在进行这一系列动作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不说一句话。最后，我将一包高档香烟放到地铺上，抽出一支，一边做着点火的动作一边示意他：抽烟吗？在我的想象里，这其实是一个多余的动作。在我往日接触过的若干死囚中，没有一个死囚是不抽烟的。须知，在死囚们的迷信里，临上路（枪毙）以前要是“无意”中抽到高档香烟，预示着来世将投胎到一个富贵人家。
然而，他先是微微摇摇头，接着习惯性地做了一个扯衣领遮嘴角的动作。
一瞬间，一股若有若无的“匪”气似乎从他的动作间、亦似乎从他的神态间流泻出来。这股抢眼的“匪”气不同于那些恶人令人愤慨的霸气，它使我想起了那些惊险刺激的探险活动——在魔鬼的牙床上去跳舞时的乐趣。客观地说，站在“铜臭”的角度来理解，深圳某咨询公司应该说是独具慧眼，将这股类同于探险活动般的“匪”气经营成了滚滚财源。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8)
感谢这股抢眼的“匪”气，使我找到了话题的切入口。
于是，在这个深夜，我终于听到了刘原和香梅的故事。
我惊异这个故事的迷离与苍凉：一个年仅二十岁却有了七年牢狱生涯的乡间小偷是如何成为光芒四射的形象代表的？那位满身流淌着乡情风韵的少女被耀眼的追光灯打到哪里去了？她那如蜡梅花一样散发出隐隐幽香的躯体会不会出现在特区媒体众多的无名死尸名单上？
那天晚上，我因了一股莫名的寒意而感到四肢微微战栗。
刘原不留遗书，也不留任何遗言。我除了听到这个“酷”的故事外，他再不肯多说一句话。直到第二天清晨，当两名照管他的服刑犯人一人抬起他的一条腿走出死牢大门时，我追上去问：“你应该给香梅留一句话。万一、万一……她还活着呢？”
他摇摇头，脸上掠过一丝绝望的冷笑，最后一次做着那个“经典”的形象代表的动作。
天哪，多么“匪”气的酷啊！
当日上午，死囚刘原被执行了枪决。
仅次于总统的职业(1)
这是一则关于广告人的故事。
“不当总统，就做广告人。”
英国已故前首相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成为当今社会大大小小的广告商们自勉或互励的经典语言。他们自诩从事的是：仅次于总统的职业。
1 出租车陪坐：黑夜“告”之
1974年1月29日，方海出生在重庆市江北区。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江北区只是一片荒芜的地方，除了嶙峋的乱石便是丛生的杂草。因此，他从小听到的最多的语言便是：“长大了，走出去。”
然而，还没等他长大走出去时，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就落址江北。随着一架又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在江北机场起起落落，原本岑寂的荒山迅速地发生了变化：江北成为重庆的开发区，众多的工厂、公司纷纷落脚这里。到了1993年初，已经十九岁的方海再也听不到“长大了，走出去”这类语言了，那些星罗棋布的工厂、公司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非常不幸，就在1993年的早春二月，方海因顺手牵羊窃取了工厂的一些材料，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手捧法院的判决书，方海眼前一阵发黑：我的妈呀，年纪轻轻就成了罪犯！
常言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有了盗窃前科的方海不可能回到原来那家工厂做工了，本地的工厂风闻他的顺手牵羊，也不敢雇佣他。也就是说，在江北区，方海不太容易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命运却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
那位给他带来好运的女人叫渝红，是一位年轻的女出租车司机。
1993年深秋的一天，方海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招工信息：一家远离闹市区的工厂招收业务员。抱着一线希望，他乘长途汽车赶到那家生产水泥的企业应聘。等他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后，那家工厂负责招聘工作的一位科长丢给他一句话：“回家等消息吧，如果超过十天没接到用工通知，方先生……”那位科长耸耸肩，做了一个非常遗憾的动作，“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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