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斯和葛屈德被我赶了去参加一个聚会，自己则在五月一日就先动身前往“阳光居室”。那儿路况很糟，倒是绿树成阴，屋子四周也还有郁金香开着，满地枯叶的树林中传来阵阵杨梅的芳香。从车站开出不到一英里，车就陷入了泥坑。
这时，我发现有一家银行，墙上缀满了娇小勿忘我。小鸟（不要问我是什么鸟，除非他们身上有某种鲜明色彩的的显著标记，否则在我看来，她们都是一样的）
在树枝上啁啾，到处是一片详和景象。到了黄昏，蟋蟀开始呜叫，搓动后腿——或是做了什么动作——噪鸣声起时，生长在都市里的丽蒂，竟然感到有些意气消沉。
我们很安详地度过了第一夜。之后，每晚临睡觉前，我都不能确定，自己的头还能在枕头上枕多久，或在我的双肩上留多久。
第二天早上，丽蒂和我的管家瑞尔斯顿太太有点意见不合，结果瑞尔斯顿太太搭上午十一点的火车走了。吃过午饭后，仆役长柏克那儿又发生了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右腹疼痛得很厉害。
当我知道时，情况更恶化了。于是到了下午，他也进城去了。
那晚，厨娘的妹妹生了一个孩子——厨娘眼见我面有犹豫之色，略加思索之后，便强调这是“双胞胎”。总之，到第三天中午的时候，操持家务的人，全家上上下下就只剩下丽蒂和我了。
可是这屋里有二十二个房间和五个卫浴啊！
丽蒂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往城里走，可是送牛奶的男孩说，阿姆斯特朗先生的黑人仆役长托马斯·詹森正在绿林俱乐部当服务生，他可能愿意回来。尽管我向来对于挖走别人家的佣人颇多顾忌，但面对的既是公共机关和业管机构，似乎就不再太讲天良了（只要看看我们是怎样不假思索地对付铁路局和公共交通局就知道）。所以我给俱乐部拨了电话。大约晚上八点的时候，托马斯就来见我来了。
可怜的托马斯！
哈！结果就是，我用高得离谱的工资，当场就雇用了托马斯，还答应让他住在园丁木屋。从我们租下“阳光居室”起就空看了。托马斯是位老人了——满头白发，胸背有些伛偻，但满脑子都装着没完没了的个人尊严——他手握着门把，吞吞吐吐地说出他的忧虑。
“不是我多嘴，瑞秋小姐。几个月以来，这里发生了几件不寻常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一会儿门这儿吱呀吱呀响，一会儿窗户那儿又‘砰’的一声关上。可是，当人们去把门窗关紧时，却不见半个人影。我想住在别的什么地方。”
托马斯的一席话，直听得丽蒂一声尖叫，脸色发青。那晚，她就一直紧跟在我身旁不出十英尺的地方。置身于这座大屋子里，她连自己的影子都怕。不过，我可不是那种轻易就能被吓到的人。
跟托马斯细说我们只有两个女人在家，那晚他得住在主屋的原委，简直是白费口舌。他礼貌地坚持自己最初的意见，但是他说，明天他会一早就过来。如果我把钥匙给他，他还会顺便将早餐带过来。
我只得站在宽大的走廊上，目送他沿着屋子前面的阴暗车道走去，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气他胆小如鼠，一方面又为能找到他这个帮手而谢天谢地。其实，早在我一进屋里时，就在大厅门上上了两道锁，即使这样，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丢人的。
我很严肃地对丽蒂说： “丽蒂，去把主屋其他的地方都上了锁，然后上床去。你站在那儿只会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像你这种年纪的女人，应该有更多的常识才对。”
只要一提到年龄，就会让丽蒂神经紧张。她自称自己是四十岁，但那分明是撒谎：她母亲是我祖父的厨娘，所以丽蒂的年纪至少和我一般大。但那晚她对此毫不介意。
她颤抖着说： “瑞秋小姐，你不会是要我去锁上所有的门窗吧？上帝，会客室和桌球室那一边就有一打的法式落地窗呀，而且每一扇都正对着走廊，大门敞开。玛丽还说，昨晚她去关厨房门的时候，有人就站在马房旁边。”
“玛丽是个笨蛋！”我断然回答道， “如果那儿真有人，她早就积习难改，邀他到厨房去，把一小时前晚餐吃剩的东西拿来请他吃了。好了，别再乱想了，把主屋的门窗锁上，睡觉去。我还要看一会儿书。”
可是丽蒂紧闭着嘴，站在原地不动。
“我还不想睡觉，我要去准备行李，明天就走。”
“你不会做这种事的。” 我打断她。我和丽蒂之间，彼此常常想起分手，但绝不会俩人同时起此念头。 “你要是害怕，我就跟你一起去锁门窗，可是拜托你，不要老是藏在我背后。”
“阳光居室”属于那种规模雄伟的典型避暑建筑。设计它的建筑师在一楼尽可能的舍弃墙的格局，改用拱门和圆柱，使房子显得清凉和宽敞，但毫无舒适感。
我和丽蒂去把一扇窗锁上时，发出的声响又从远处回传过来，令人感到很不舒服。
屋里不愁没灯光（全靠村里的电厂提供电力），可是长廊中擦得发亮的地板和在出人意表的角落中反映着我们影像的镜子，让我觉得自己也感染上了丽蒂愚蠢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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