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快乐时，你同样会感到极不自在。
这类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人能够在自己的脑海里构造走向极端和虐待性的事件，
所幸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少看见这样的事实。令人担心的是，并非所有这些人都得
到了牢靠的管束。除非他们实际犯下了一桩罪恶，否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街上行
走，也许能够阻挡他们实现性幻想的惟一的东西就是临床上的禁止，那就是我和同
事们在他们身上施加的一种控制。我不能够迫使他们来我的诊室，我只能够鼓励他
们，然后用我所有的经验来管制住他们。
另外的一些情形涉及形成确定一些人未来生活的决定。从社会公益部门来看，
这有可能是一个风险评估行为，或者是为辩方或者皇家政府提供的一份心理学报告。
根据我的判断，一个法庭也许可以决定某人对他们自己或社区构成威胁，因此应该
予以管束。我想到一些比如涉及跟踪别人并威胁着要杀死两名妇女的偷窥者的案子。
我必须决定，他的威胁是否严重，他应该被看作一名罪犯或是一个心理失常的人，
如果是这样，他对受害人形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
这样的决定具有极复杂的含义。如果我犯下一个错误，可能会有人因此死亡，
或者一名男子会被送进监狱或管拘医院，并因此而失去他所珍视的一切——他的房
子、他的工作，他的妻子和家人。
也许我必须评估一位父亲是否安全到能够跟女儿一起生活的程度。如果我觉得
他形成了一种威胁，而且母亲也无法保护她，那么，这个女儿就有可能被从家里带
走，让别的人来看管她或者让别人收养。这名父亲不仅仅不能够再次看见她，而且
如果他被贴上难以处理的性犯罪者的标签以后，他以后永远也不能够再见到她了。
另外一方面，如果他的女儿留下来，而他对治疗并没有反应，那么我知道，她就会
受到残酷的性虐待，她的一生会被毁掉。因此我犯不起错误。所有这些都会形成一
个负担，而玛丽莲也看到了我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上次度假以来都已经过去
三年了，每一个周末和法定休假日都花在工作上了。同时，我的视力也出现了问题。
1986年我40岁的时候，一项常规视力检查显示我得了青光眼，从技术上讲就是
限内压过高。医生通知我这个结果的时候说，我们会成为好朋友。他是对的。在接
下来的多少年里，我吃下了很多种不同药物以控制限内压力，但每一种药的药效都
没有能够维持到几个月以上。从一开始起，医生就对我说，生活方式会产生很大影
响。工作时间过长、睡眠不规则、工作压力太大和财务方面的操心都会对病情产生
不利影响。这就是玛丽莲看到我身心疲惫、情绪不高的时候操心的原因所在。她希
望知道，我到底打算一次干很多事情干到什么时候算个完。
有一个时候，我有27桩调查案子同时接在手上，因为警察都希望我能够帮上一
点忙。我只是无法同时料理这么多的案子，因此只是采取急事先办的原则。结果，
我永远都没有能够处理到其他的一些案子，或者等我真正处理它们的时候，我的建
议已经不再需要或者无关了。让专案组或者刑事调查等着我有空时再去处理是没有
意义的。事情得找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虽然内政部接受了我关于在英国建立罪犯轮
廓描述机构的全部建议，但是，英国的白厅政府办事很慢。这期间，我又接到一系
列请求，去一些轮廓描述会上讲课或者教学。其中有一些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与
评估建议相关的那些教育。我想，这肯定是使事情向前推进的好办法。
“你准备把余下的一生都用来去犯罪现场转悠吗？”玛丽莲在圣诞夜问我。她
以前也问过很多次类似的问题。她想知道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能够安定下来，我们
什么时候能够像别人家一样过一过周末，或者能够外出度假。
这些都是相当合理的期望。我们的孩子已经结婚了，他们离开了这个家，她提
醒我注意到多少年以前我们谈过的话，我们谈到很多会去做的事情，可是，时机已
经都错过去了。
“事情会慢慢好起来的。”我说。
“什么时候？”
“也许明年吧。我们看拉雪尔·尼克尔案子审判完毕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谈到以后会做什么事情，虽然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自己有可能会离
开国民卫生服务处。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是在风险管理、人质和绑架谈判以及犯罪
分析中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我还希望利用自己的组织和法庭专业知识为一些人、
公司和执法机构提供犯罪预防方面的专家咨询服务。我不会再去犯罪现场寻找零零
碎碎的东西了，我知道许多犯罪行为是可以从最开始的地方加以阻止的。根据这些
模糊的计划，我确信自己会过上较为正常一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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